分类： 学者

三老同框的回忆

吴伟：鲍老、思之老、江平老三人同框，现在三老都已故去，留下难得的历史瞬间……
鲍简发来的说明说：这大约2020年或是2019年冬，江平老的学生搞得生日宴，江平、张思之和我父亲刚好都是11🈷️12月的生日。当年是江平推荐张思之为我父亲做辩护的。

痛悼江平

送别江平！朱镕基温家宝张德江等人送花圈 中城读书会 2023-12-23 16:20

送别！各界人士前往八宝山送别江平先生 律新观察 2023-12-23 11:40 

钱江：江平教授，从铭记燕京大学校训到法治天下理念 钱江说当代史 2023-12-22 12:05

荣夫人 | 以江平先生为圆心的法律共同体 明月清辉1 2023-12-22 00:24

吴伟：今日上午，送别这位“法治天下”的开拓者和传播者，“只向真理低头”的提倡者和守护者，“坚持呐喊”的坚守者和践行者。
江平先生千古！

傅国涌 | 江流石不转：江平先生不会离去 国语书塾 2023-12-21 11:48

h教授、罗教授悼念江平教授 的 诗与文 还原事实真相 2023-12-21 13:37

江平先生：一代法治良心的谢幕？法治三峡中的号角与余晖 frankgu2018 顾博士说知产 2023-12-21 00:00

三老同框的回忆 2023-12-20

江平走了，圆桌已散，该向何处去 原创 边城蝴蝶梦 码头青年 2023-12-20 08:05

宋学军：法大永远的校长江平先生在免职大会上的演讲 法大沧海云帆 2020-12-29 16:54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由用户投诉并经平台审核，此内容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查看对应规则

江平先生仙逝，原本凛冽的冬天更加寒冷 原创 若为 若为君故 2023-12-19 16:52 

诗文111篇｜悼念江平 中城网2023-12-20 14:31:28

著名法学家江平去世，享年94岁：“勇气只是来自良知” 學人Scholar 2023-12-19 13:37

沉痛哀告：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辞世，享年94岁 律新观察 2023-12-19 13:04

江平：高举独立的旗帜，高举批判的旗帜 观世相 2023-12-19 14:25

江平：为权利而斗争，是现代法治的重要精神 视频 2023-07-20 06:28

江平自述 明清书话 2019-07-02 08:32

江平：沉浮与枯荣 | 人生的回顾与总结  法学学术前沿 2023-12-19 13:19

陈洁：江山易改，法权难平——悼法学家江平先生 新新默存 2023-12-19 13:55 

丁邢：痛悼江平先生 丁东小群 2023-12-19 14:42

江流千古法意难平 法学家江平仙逝 财新网 2023-12-19 13:02

文史 | 法学泰斗江平与他的时代 各界导报 2023-11-21 11:47 

吴伟：滨海兄弟，一路走好！

今天，是我们中许多朋友共同的挚友施滨海离开我们五周年的日子。现将那年我在为滨海送行时的致辞转发在这里，与朋友们一起怀念我们共同的朋友——师爷，告慰他，我们已经完成了他的遗愿，让他这部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遗作问世。我想，他在天堂一定为此而开心的！
滨海，我们大家想你了……

相关文章 苍烟空｜不曾忘却的记忆——想念师爷  庄周之梦蝴蝶欤 2023-12-04 20:33

怀念杜光

2011年春节后北大老校友春节聚会时拍摄

杜光：难忘的一年——我和我的一家 私人史 2021-05-07 08:00 原载《革命时代的私人记忆》，向继东编，花城出版社，2010年1月。

杜光：追思孙长江 2020年6月22日

杜光：悼念梁思萃 2021年5月月6日

杜光：足以自豪的一生——祝贺梁思萃90寿辰 2019年3月14日

杜光：在贱民家庭的阴影里挣扎成长——为《往事微痕》右派子女专集而作 2009年7月26日

杜光：《胡耀邦传》和山寨文化 2009年4月11日

杜光：权力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 2017年3月24日

杜光：封建专制主义是腐败的主要根源，必须清除 2021年5月月16日

林大木：深化改革和四项基本原则 2019年1月5日

林大木：试析全面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 2019年1月2日

丁邢：送别杜光先生 丁东小群 2023-03-15 12:29

2003年3月27日发表于五柳村

蒋彦永医生(持笔记本电脑)与杜光，2016年11月29日

蒋彦永医生逝世

对话李公明：人们为什么会纪念、为什么要怀念蒋彦永？越秀山边 2023-03-14 14:54 

这个时代，总要有人讲真话。 八筒哦 贰條 2023-03-14 15:27 

王开东：良知比良药更可贵 王开东 2023-01-08 00:01

蒋彦永：“我提供的材料全属实，我负一切的责任。”独立书评 2023-03-14 00:00转自公号：汉尊

蒋彦永: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生活周刊

蒋彦永：“我说的全是真实情况” 中国核医学医师 2016-11-24 15:38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图：以蒋彦永医生为杂志封面的生活周刊在北京的一个书报摊发售，2003年6月5日拍摄

大医医国！中国医生蒋彦永去世了… 中城读书会 2023-03-13 10:03

千古流芳——蒋彦永先生（1931-2023） 大音声声正稀 2023-03-13

痛悼蒋彦永医生 今日头条 2023-03-13

蒋彦永医生走了，我希望是个假消息 赵康zs 2023-03-13

纪念蒋彦永，争做自由人|舆论手札 旧闻评论 2023-03-13

2003年5月14日，五柳村快报据海外中文媒体报道介绍了蒋彦永医生

6月19日再次发出的介绍

2023年1月8日吴美潮先生辞世

哀告各位友人：我们的好友吴美潮己于1月8日离世。吴美潮的夫人周彦渝感谢大家的关心，也望大家節哀和多保重！仼众泣告

惊闻噩耗 ！
在告别鲍老的儀式上，美潮老還精神奕奕，之后，我們還一起吃了饭，還遛了一會，吴老才打車囬家，当時，大家還都說吴老真棒 ！
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别，真是痛挽不已 ！

吴美潮先生遗作

校庆丨 吴美潮：毕业60年同学聚会依然又萌又帅 原创 吴美潮 新三届 2017-10-09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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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9日 鲍彤先生辞世,15日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

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22年11月15日（周二）上午11时在八宝山殡仪馆梅厅举行。

五天前是他的九十大寿，因他在医院里，我和原来他的老同事们给他发了祝寿视频和寄语，他看到了，也给我们发了录音答辞，他说：“人是天地之間一個非常渺小的歷史的存在，在這非常渺小的歷史存在當中，我能夠和各位肝膽相照，長期互相認識，我感到這是我的榮譽。我的90不90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大家要爭取的未來，要爭取的今天，要在今天做自己能夠做、應該做的事情，必須做的事情，把它做好。”（吴伟）

鲍彤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22年11月15日（周二）上午11时在八宝山殡仪馆梅厅举行。
殡仪馆方以疫情为由，要求告别仪式限定人数为30人（含家属）。我认为大家可以尽管报名，不拘泥于人数限制。我将竭力与有关部门协调，争取让想见家父最后一面的朋友，都能如愿以偿。
请注意：
1、欲参加人必须持72小时内核酸证明。
2.请确认届时参加者的名单。
3.参加仪式者及花圈签名、挽联，请于11月12日（周六）20:00前发至您的联络人。
鲍简特此周知诸位，并感谢各位亲友对爸爸在患病期间给予的关怀和问候。

胡维兴：流亡途中(1940.3_1940.8)

摘自胡维兴先生的回忆录《风雨七十年》，这是第二章，为便于理解第一章摘要发在前面。

一、童年苦乐

(1924.11_1940.3)

1924年11月2日，即甲子年的10月初六，我出生在渤海之滨，黄河岸边，山东省利津县(现属东营市辖)城北的一处破旧土房里。

这是一个六口之家：姥姥、父亲、母亲、两个姐姐和我。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家里全靠母亲支撑。我家地无一垄，房无一间，最初住的那两间土房，是一家亲戚废弃不用的柴禾房。母亲是一个没有文化，非常贤慧而又勤劳能干的农村妇女，在邻里乡亲中，人缘很好。姐姐们都很稳重，勤快，吃苦耐劳。一家人生活虽苦，但很温暖和睦。

那时我们家乡有三大“特产”：土匪、沙土、盐碱地。沙土是黄河给冲来的，盐碱地是久远年代土地盐碱化的产物，而土匪则是政治腐败，灾荒连年造成的恶果。

小学毕业后，父母“望子成龙”，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送我到济南上初中，一年后，抗战爆发，就失学在家了，时年13岁。“七七”事变后，家乡就沦陷了，当时国共合作，聊城专员范筑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建立了鲁西北抗日地方政权和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游击队占领县城后，成立了一个临时学校(有小学和初中)，我进去了。在他们进城不到一年，日本鬼子第二次侵占县城。从此，我又过了大约一年多的“亡国奴”生活。

从敌人开进县城的第一天起，我就感受到了异族入侵后所受到的屈辱。敌人推行奴化政策，开设了日语学习班，招收青年学生，我认为学日语就是投降，不甘心就这样过亡国奴的生活，绞尽脑汁寻找抗日的路子，可是农村消息闭塞，我年纪幼小，又没有可讨教、商量的人，究竟哪里才是我的出路，茫然不知所从。敌人的报纸和宣传，从反面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我知道了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在四川重庆，西南、西北是大后方，是抗战的根据地，我要想抗日就应该到那里去。那时我并不知道延安，也不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到大后方去”，我觉得这是我唯一的出路。我现在真想不出当年竟有那么大的胆量和决心，义无反顾，丝毫不考虑前途究竟有多少困难和艰险。

二、流亡途中

(1940.3_1940.8)

从1940年3月自利津出发，至当年8月到达四川绵阳，在半年的时间里，历经山东、江苏、河南、陕西和四川五省，行程近2000公里，中间过了两道封锁线，一道是日本鬼子的，一道是国民党“中央军”的。我初入社会，亲眼目睹国民党政府、军队的腐败，途中曾遇到不少困难和“险情”。值得庆幸的，也遇到不少好人，使我“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对这些人我终生难忘，虽然其中有的人我连名字也不知道。开始流亡生活的第一站是济南，我是跟着一个亲戚坐长途汽车去的。从利津上车时，座位是满员的，但汽车到达前方第一站滨县时，又上来了一个日本军官带着几个日本女人(大概是慰安妇即军妓吧)，便把我们几个中国人撵到了汽车顶上去。车顶上本已堆满了行李老高老高的，汽车疾驶中，人趴在行李上，紧紧抓住绳索，稍有不慎，随时有摔下去的危险，加上隆冬刚过，春寒逼人，手脚都冻僵了。大人们照顾我年纪小，把我安排在行李的间隙中，既比较暖和，又不容易摔下去，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忽然急促喊叫声把我惊醒，见车顶上的几个大人在大声呼叫的同时，拼命地脚蹬、手敲车顶。我抬头前望，不禁吓呆了，只见一面城墙正飞快地迎面扑来，眼看就要撞上了。司机已听到了车顶上的异常动静，一个急刹车，把我摔倒在行李堆上，有一个人已经摔到车下，半死不活了，我从车顶上下来，看到汽车驶进城门，刚刚擦顶而过，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如果不是先下来，我就会身首异处，其他人也都会粉身碎骨了。

我这是第二次到济南。与七七事变前相比，除了到处是枪上带刺刀的日本大兵，花枝招展的日本女人外，特别显眼的是到处都有挂着“土膏店”照牌的大烟馆，日本帝国主义者除了对中国人实行奴化教育外，还推行毒化政策。伪政府机关也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不过上面加了个三角小旗，上书“和平建国”，以示汪(精卫)记“国民政府”与蒋(介石)记国民政府的区别。大街上张贴的“国民政府”布告，主席署名仍是林森，可这时这位林主席还在重庆。到济南之后，我便在一家亲戚家住了下来，并且给父亲去信，藉口准备考师范或职业学校，要求暂时留在济南。父亲是一个老实人，而且“望子成龙”心切，便答应了，从而使我有时间和条件进行逃离沦陷区的准备。济南的信息较多，我又得知表哥孟昭峨在西安红十字会工作，恰与我原计划的路线一致，于是决定从济南乘火车到徐州，再转车到开封，通过敌的封锁线，步行去郑州，经洛阳、潼关去西安。到西安后，找到找不到表哥，再说下一步。本来这个计划是秘密进行的，但由于我常在亲友中了解情况，这事情就自然而然地传到父母的耳朵里。父亲还好办，母亲那里可不得了，要死要活的，来信说，如果我远走，她就上吊。为了稳住老人家，我骗她说，我是在济南念书，并且专门照了一张相片给她寄去。在特定情况下，说谎并不是一件坏事，有时是为了安慰亲人去说假话，如以上所述骗我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例；有时是为了欺骗敌人和坏人，保护自己。从济南开始，我就编织了一套应付各种情况的假话。一个15岁涉世不深的孩子，说出的假话，也常常是幼稚可笑，漏洞百出，经不起认真推敲的，可我的一些假话还真有用，帮助我度过了不少难关。也许是由于我年纪小，不引人注意或容易获得别人同情的缘故。

1940年5月间的一个早晨，我带上了仅有的40余元伪币(当时叫“准备券”)，一个仅装有几

件单衣的小包袱，偷偷地从亲戚家溜到了火车站。行前在枕头下留下了给父母亲的一封信和我的日记本，信中只说我要走了，但没说去向，还附了一首打油诗，其中有两句还记得：“誓灭日胡虏，男儿志铁血”。信、诗和日记，充满爱国的热情，却也充满了幼稚和幻想，仿佛自己真像是小说中的英雄、豪杰，搞得神秘兮兮地，害得我那位亲戚在我走后到处去寻找我。

这次远行可不像上次从利津到济南有大人伴送，完全是一个人在开始“闯江湖”了。从济南乘津浦路火车南下到徐州，还比较顺利，没有遇到特别麻烦。徐州下车出站，便有无数拿牌子的、打小旗的旅店小伙计一拥而上，招揽旅客，嘴里说的天花乱坠，甚至干脆从旅客手中抢过行李，死拉活扯。我根据从演义小说获得的“社会知识”，心想可别住进了黑店，叫人宰了做成人肉馅包子。于是，对于车站拉客者概不理采，自个儿在车站附近一家临街小旅店住下了。我是第一次单独住店，不知旅店的规矩房费和被褥费是分开的，客房里土炕上只有一条草席，租用被褥还得另外交钱；再加上又怕是黑店，合衣躺在炕席上，几乎一夜没有合眼。五月间的夜里还是比较冷的。

第二天，从徐州转乘陇海线火车西行，形势陡然紧张起来，车上武装乘警增多，检查也勤，不仅查车票，还要查验“良民证”，这下我可傻了眼。原来我在家乡时，并没有报户口，所以也没有“良民证”。不过在利津和济南验查并不太严，没想到从徐州往西，越来越靠近前线，查证也就越严格。一看到乘警走过来，我害怕得要命，一颗心快要跳到嗓子眼了，但还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个带手枪的警官，看过我的车票，问我到开封去干什么?我说去找姥姥，这当然是我预先编好的假话之一。他问我要“良民证”，我装糊涂从口袋里拿出了在济南上车时打针后发的防疫症，递了过去。那个警官还没说话，旁边的一个乘警就发了火：“叫你拿良民证，你拿这个干啥?”我还是装糊涂：“什么良民证?我就有这个证”。警官似乎发现或想到了什么，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比较和颜悦色地问我是那里人，为什么不带良民证?我说是山东利津人，那里没发过良民证。他又审视了我一下说：“小孩子，算了”，就走开了。此后，直到开封，乘警就再也没找过我的麻烦。谁知到了开封下车后，站台上增加了许多日本鬼子，枪上都上了刺刀，叫乘客排成一长队，挨个进行搜查和查验良民证。我一看，坏了，这下可躲不过去了，磨磨蹭蹭地排在最后，听天由命吧!日本兵从前头挨个向后验查，车上的那个警官从后边走了过来，一眼就看见了我，似乎怔了一下，立刻挥挥手：“走吧!”听他一发话，我转身就混在车站上工作人员中，溜出站去。从我上小学起，就知道中国人中最可恨的就是汉奸，七七事变后，我把所有给日本鬼子做事的中国人都认为是汉奸，伪军、伪警更不用说了，我恨透了他们。可是这个伪警官却给我一种特殊的感觉，不知为什么他那样关照我，也许是出于同情心，也许他是一个汉奸“外包装”，其实却是一个爱国者。总之，是他，一个在我心目中应是坏人的人，帮助我度过了流亡途中的第一道难关，算是坏人当中的一个好人吧!遗憾的是，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子。

到了开封，我才发现此行计划中最大的一个漏洞就是事先没有弄到一张“良民证”。我投宿旅店，走了几家，都是因为没有这个劳什子而被拒之门外。最后走进一家客栈，我心里盘算着，要把谎话说的更圆满一些，争取同情。店名我已忘记了，但店老板的名子却还记得，叫刘鸿恩，也不过20岁出头，他接待了我。我说：我是到开封找姥姥的，却不料她搬到郑州去了，我在这里人地两生，只好先住店；并说我老家那里没发“良民证”，没办法，请他通融一下，让我住几天。店老板用一种猜疑的眼光看着我，仿佛并不相信我的话，但又不说破。

他说：“好吧，不过你没有良民证，不能住到客房里，也不能上店簿；这么办吧，你就住在我的柜台房里，查店的来了，到外面去躲躲。不过郑州你是去不成了，过一、两天，回老家去吧!”我明知故问：“怎么去不成?不就是100多里路吗?”店老板压低了声音说：“开封是皇军占着，向西三、四十里，是中牟县，那里有中央军驻守，只有先到中牟，才能谈得上去郑州，这两段路铁路全都扒了，只有步行。而且开封和中牟县之间，除了有封锁线外，还几十里路的两不管地带，经常有土匪和劫道的出没，你一个小孩子家，又人生地不熟，还是回去吧!”他说的这些，有些早在我意料之中，而几十里之外就有中央军一事，却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中牟可比郑州近多了，我想只要冒险走出几十里路，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军队，一切问题都会解决了。我心里非常高兴，表面上却装出惊讶和为难的样子，继续把谎话说下去：“我家里什么亲人也没有了，我就是为这个才来投奔姥姥的。再说我钱不多，回不去了”。我求他帮助我。不知是他相信了我的话，还是看出我是说假话的爱国少年，反正他确实替我想了许多办法。他告诉我：从开封去中牟，只有一个比较安全的办法，就是跟着邮政车 (牲口拉的大车)走。那时沦陷区和非沦陷区还能通邮，不仅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不怎么难为来往的邮差，而且土匪一般也对邮车手下留情。邮车不是天天有，而且似乎是不定期，店老板消息灵通，能够打听到邮车出发的确切日期和时间。通过日本鬼子的岗哨，必须有“良民证”，店老板不知从那里代我买了一张，是布制的，印刷很粗糙，而且不贴照片，极易冒名顶替。此外，出了开封，伪币就不能使用了，店老板又替我把大部分伪币换成了国民政府的法币，我把它们缝在夹袄里。

我在店里住了三、四天，和店老板以及伙计们都混熟了，他们对我都很好，像是对一个小弟弟一样，好像已看穿了我的秘密，却又装做什么也不知道。其间，伪警察来查过店，店老板应付的很好，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小孩子的缘故，并没有引起注意。一天早上，店老板亲自把我送到一个三叉路口，指点着说：“前面不远就是日本兵岗哨。验良民证时，千万记着你叫×××，是××××村人，别说漏了嘴。过了岗哨，就是两不管地带，邮政车刚过去不久，你紧赶几步，和他们搭个伴。万一赶不上也不要紧，一条大路直通中牟，没有叉路，一路上多加小心”。我向他道谢后，提着小包袱，自个儿向前走去，再回头看，见他仍站在那里向我眺望，我向他招招手，他也举起手来，我惜别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是我开始流亡途中遇到的第二个好人。我直觉地感到他不是一般的商人，至少是一个有正义感和富于同情心的青年；也许是专门做这种帮人通过封锁线生意的，从兑换法币和代买“良民证”中取得一些好处，但从我身上能捞取的“油水”实在微不足道，在以后五十多年风风雨雨的日子里，每当我被侮辱、损害的时候，特别是当有人乘我之危，翻脸无情，对我进行伤害的时候，我每每想起旧社会中像店老板这样萍水相逢却伸手相助的人们。

当我走近鬼子哨兵的时候，心里怦怦直跳，设想出许多可怕的情况，准备着一系列谎话和应付鬼子的方式。想着想着，忽听到一声喊叫，一个凶煞神似的日本兵，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三八大盖，站在我的面前。他叽哩吐噜地说着日本话，我听不懂，但从他的示意动作中，明白他是要查验“良民证”和检查我的小包袱，便立刻把那个冒名顶替的“良民证”递上，他拿过去反复查看。这时我倒也不怎么害怕了，横下一条心，走一步算一步。这个鬼子不会说中国话，就像我不会日本话一样，各说各的，不论他说什么，我就只是重复地说着良民证上那个人的名字，他似懂非懂，又示意叫我把小包袱打开，里面实在太简单，他用刺刀一挑，便一览无遗。这时我最担心他仔细检查我的夹袄，夹层里藏着二十几元法币，叫他搜出来可不得了。万幸的是他只是草草一看，便摆了一下手，说了声：“开路开路的”，这下我听懂了，赶紧把包袱包好，提起就往前走，开始还故意慢条斯理地，生怕他生疑，过了一段时间，就加快了步子，约摸已走出很远了，才敢回头望望，已经看不到鬼子哨兵了，我长吁了一口气，才觉察到浑身汗都湿透了。啊!这就是敌人的封锁线，想不到我这么轻而易举地过来了。我想可能鬼子看我年纪小，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他又不会说中国话，问不出个什么名堂来，假如当时有翻译或伪军在场，只要问我冒名的那个人所住村庄的情况(我对此一无所知)，立刻就露馅了。我像是飞出笼子的小鸟，无比欢畅，虽然前途未卜，却觉得已获得了自由，不是亡国奴了。我把“良民证”和剩下的几张伪币撕成碎片，用力向路旁扔去，心里骂着：“去你妈的吧!”扔掉它们，一是我对这些东西厌恶极了，不想让它们留一丝痕迹；二是怕中央军搜出来说我是汉奸，我有口难辩。在家乡时，大人们有时戏称我是“人小鬼大”，是褒词还是贬意，我也说不清楚。但从我离开家乡那天起，自觉像一叶小舟在大海中漂荡，随时有覆没的危险，我必须时刻提高警惕，把事情想得周到些，以保护自己。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许多想法和做法实在幼稚可笑。

按照店老板的嘱咐，我加快了脚步，要赶上前面的邮车，但走了一大段路，还是没赶上，想是他们已走远了，好在向西只有一条大路，便一个人走下去。春天的河南平原，黄土飞扬，渺无人烟，这大概就叫黄泛区了，就是“两不管”地带，但我却一点也不害怕，不管怎么说，这里已没有了日本鬼子。一些奇奇怪怪的孩子气的幻想顿时涌现在我的心头。我想起《水浒》中的梁山泊英雄好汉，演义小说中的绿林豪杰，他们都是劫富济贫，专门和贪官污吏作对的，我一个穷孩子，怕什么?再说我是为抗日而来，如果在这里碰上游击队什么的，我就跟他们干去，也免得再向西跋涉了。我甚至想像忽地从路旁沟坎中蹿出一伙人来，喊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如要从此过，留下买路财”，一看我是一个穷孩子，说不定还送给我点钱，我正缺盘缠哩!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路上偶尔见一、二个行人，也是行色匆匆，互不相扰，我倒感到有点儿失望。下午终于赶上了邮车，可也已经到达中牟县河边了。我和他们一起上了一条小船，过了河，上了岸，我一眼就看到戴着“青天白日”帽徽的武装士兵，那就是“中央军”了。我高兴的简直无法形容，以为到了“自己人”这里，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了。

其实，我是大错特错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摆在了我的面前，这是我压根儿没有估计到的。我这次流亡的行动计划，主要是根据一本旧地图，图上的黄河从河南的风陵渡转向东流，直至我家乡入渤海。虽然我在家时曾发现黄河水流已经很小，却没在意，还以为从开封到中牟、郑州，根本不用过黄河，顺理成章，到了中牟再西行，就一路顺风了。谁料到了中牟之后，才知道中牟和郑州之间，隔着真正的黄河，那才是中央军的封锁线。原来，1938年6月，日寇从我东部沿海向西推进，一路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为了挡住日寇西进，蒋介石亲自批准，国民党在河南的花园口挖掘和炸开了黄河大堤，导引黄河水南下。这次完全由国民党制造的“花园口决堤事件”，给中原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最终也没有阻挡住敌人的西侵。据有关资料记载，花园口决堤后，“黄河水从此汹涌南流，淹没了豫、皖、苏三省大片平原，使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将近九十万人死亡，并且造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文史资料选辑》，第54册，17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黄河改道后的开封和中牟同郑州不是都位于黄河以南，而是分别位于黄河的东、西，中牟则正在河的东岸，由国民党军队驻守，过河必须有驻在洛阳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签发的“渡河证”，据说是为防止敌人奸细的渗入。其实，这种渡河证是可以从当地驻军那里买到的，明码标价法币25元。他们利用这个渡口发国难财，反而给汉奸特务大开方便之门，只是给无钱无势的老百姓，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我口袋里只有二十几元钱了，到西安的路费也怕不够了，哪有钱买渡河证?我以为，对一个千里迢迢，冒险投奔“中央军”的爱国少年，总该是欢迎的吧!我理直气壮地跑到当地驻军的一个营(连?)部，门岗根本不让我进去，向他说明情况，他只是一副冷漠，鄙夷的面孔，并把我轰了出来。我当时真是气急了，心里直骂他：“你他妈的还是中央军哩，连一个汉奸警察都不如”。可“人在屋檐下，只有把头低”。我敢怒而不敢言，回到小店后，愤懑，失望的情绪一齐涌上心头，前进无路，后退无门，愁眉苦脸，无计可施。小店中旅客多为做小买卖的人，他们大多是用了25元钱买了渡河证的，我如实对他们讲了，他们都对我表示同情，其中一个河南口音的中年汉子特别对我友好和关心，赞扬我的爱国精神和勇敢，拍拍胸脯对我说：“小兄弟，别着急，过几天我把你带过河去，路费也不用愁，有大哥的就有你的”。原来他是陇海铁路潼关工务段的一个工头，叫于元川，是受段长之托到开封去接段长太太到潼关去的，持有“渡河证”，上面只写着他一个人的名字和人数，多带上一、二个人没问题。他叫我在店里等着，哪里也不要去。我听了真是喜出望外，绝处逢生，虽然我还是有点将信将疑：“世上难道还真有这样的好人?”，但我已别无他路可走，此时只能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如果说，我从开封来中牟的途中，曾幻想碰上绿林英雄却未成事实而感到有些失望，眼前这个中州汉子那拍胸脯的豪爽仗义，活脱脱一副梁山好汉的气概，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在小店里等待着，啃窝头，吃咸菜，焦急万分，度日如年。四、五天之后，于元川真的回来了，带着一位太太和使女，还有他自己的弟弟，连我共五个人，很顺利地渡过了黄河。就这样，我通过了此次流亡途中的第二道封锁线。27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审查我的历史时，有人觉得我这段经历不可思议，再三追问我当时有什么政治背景和特务关系，我无言以对。

过了黄河，我跟随着于元川向西进发。此时我已对他完全信赖，他也很喜欢我，像兄长一样对我照顾。从中牟经郑州到洛阳，行程300余里，两个妇女坐大车或骑牲口，其他人徒步，这对于我这个从没走过远路的小孩子来说，自然是很辛苦的。但是有于元川带着我，我不必担惊受怕，什么事也用不着自己操心，住店不用我掏钱，甚至他还经常叫我和他一道吃饭。于元川文化很低，路上我曾替他写了几封信，他很高兴，对我照顾有加，因此一路上虽然辛苦，我心情却非常愉快，并且开拓了眼界，领略了黄土平原的特有风光。我读过《三国演义》，知道这一路正是三国时的古战场，路过荥阳时，我看到了“三战吕布”的虎牢关，土里土气的，一点也不起眼，跟前有一颗大树，据说张飞在那里拴过马。

于元川是铁路职工，在洛阳、潼关多有方便。到洛阳时，天色已晚，我迷迷糊糊地被于元川领到一个地方，倒头便睡，第二天醒来时发现那原来是一节很漂亮的专用卧车。从洛阳到潼关约400里，大都是步行，但将近潼关时却是坐的压道车，是一种用手把压行在铁轨上行驶的工程车。潼关在黄河南岸，对岸是风陵渡，那里日本鬼子的大炮正对着潼关东侧的隧道洞口，只要火车一出洞口，鬼子就向这里打炮。因此，火车已停运了，压道车目标小，比较安全，即使这样，通过敌人炮火封锁口时，大家还是很紧张，拼命地压手把，全速前进，终于平安地到达了潼关。

我在潼关铁路工务段的窑洞里住了一夜。我是第一次住窑洞，觉得很新鲜。这里的窑洞很有特色，从外面看，只有一个不起眼的洞口，进了洞口走好几十步，便豁然开朗，原来里面是一块很大的露天空地，真正的窑洞口在这里才能看到，我不禁有“别有洞天”之感，想到了孙大圣的花果山水帘洞，也想到了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世外桃源”，如果把外面的洞口一堵，还真想不到里面住着好多人哩!

于元川真是把好人做到底。第二天，他又亲自用压道车把我送到了华阴火车站，还给了我一张铁路职工的免票乘车证，送我上了西行的火车。他是我此行中遇到的第三个也是帮助我最大的一个好人。由于近半个月的朝夕相处，彼此有了感情，依依不舍，当火车徐徐开动，我由车窗向外张望时，见他仍站在那里频频向我招手，我的眼睛不禁润湿了。战乱中我们早已失掉了联系，但他的名字却始终铭记在我的心中。

到了西安，在广仁医院找到了我的表哥孟昭峨，这时他在红十字会当工程师，见我突然来到，实出意外，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想当兵抗战。他说我年纪小，军校不收，当兵也不够条件。四川绵阳有一个国立第六中学，主要招收山东省的流亡学生，还是到那里去上学吧!我喜出望外，自然是一百个乐意。于是在表哥的帮助下，从山东省政府西安办事处那里开了一张介绍信，六、七月间，从西安坐火车到宝鸡，转乘汽车，开始了进川的旅程。在此后的10年中，我和表哥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在我读书期间，他曾给我许多帮助。

从宝鸡到绵阳也不过400多公里，按理乘汽车最多两天就可以到了，可那次我走了足足半个月。首先是公路非常糟糕，全是土路还不说，而且一旦下雨不是塌方就是断桥。当时正值雨季，秦岭那段尤其是经常大雨滂沱。有一次汽车走在一个地方，前后都塌了方，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困在那里一天一夜，没东西吃，就摘青核桃，吃得嘴唇都是黑的，还拉肚子。其次，因为汽油奇缺，汽车是烧木炭甚至劈柴，加上又是老掉牙的“老爷车”，没劲，途中动不动就抛锚，熄火，乘客还得下来推车。有人曾用古人诗句改动几个字，来形容抗战时期的长途汽车和公路：“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塌方六、七处，八、九、十人推”。(古人诗句为：“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那是在“古栈道”和“木牛流马”的时代，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交通情况也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交通困难，造成了一个新的特殊阶层汽车司机。这些人虽然身份不高，却很有钱，原因是有了方向盘(多是公车、军车)，便可以从“拉黄鱼”和走私中捞取大量外快。在旧社会，“黄鱼”一词，原是比喻那些没有买票偷搭乘轮船的人，在抗战时期交通困难的特定情况下，人们则用来指那些没有买到车票，通过与司机私下交易，坐上了汽车的人。这种乘客在汽车通过一个检查站前，必须下车，步行过站后再上车继续前行，以逃避验查，这就是说，这些乘客花了钱(常常是比正式票价还高)还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因此，大后方流行一个民间谚语：“马达一响，黄金万两，喇叭一叫，黄鱼乱跳”。有的司机跑定点长途，在两个端点甚至中途，都有自己的“金屋藏娇”之处，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曾经有这么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位住在昆明的大学教授，托人情请一个汽车司机把他的夫人带往重庆。谁知这位夫人经不住金钱的诱惑，舍弃教授夫人的身份，跟了司机，一去不复返，酿成了一幕悲剧。我乘坐的这辆“特约交通车”也并不例外，特殊的是除了司机之外，还多了个“押车员”，两个人狼狈为奸。本来这是从宝鸡到成都的直达车，一发车就满员。可是自打宝鸡发车后，就走走停停，“黄鱼”不断，弄得车里拥挤不堪，那个押车员看我是个小孩对我非常蛮横无理，一拨拉把我挤在一边，使我只能半蹲半坐，他却四脚八叉地躺在那里睡大觉。这时有一个带少将领章的军官看不下去了，捅了他一下，说声：“起来，让这个小朋友坐下!”这个家伙揉揉眼，正待发作，一看是个少将，便软了半截，抬起身来，我才有了真正的座位。乘客们互相交谈起来，我才知道他们绝大部分是军政公教人员，那位少将叫周上，是国民党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的高参。他见我沉默不语，便主动向我问这问那，当他了解我的情况后，非常高兴，说我爱国，是一个有志气、勇敢的孩子。此后竟与我形影不离，和我聊天，带我一块溜达，一起吃饭。他没有官架子，和乘客中每个人都谈得来，又是全车中官阶最高的，无形中成了全车乘客的代表和领头人，那个押车员就老实一点了。有一次他私下悄悄地问我：“周先生是你什么人?我说是路上刚认识的”，他摇摇头，表示不相信。不过他看到周上特别关照我，便对我也客气起来。

在我从沦陷区逃出之前，想像大后方一定是充满了同仇敌忾，军民团结，上下齐心的气氛，但越是深入后方，深入社会，就越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前面提到的交通方面的阴暗面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有一次车停褒姒铺(现今的褒城)，周上邀我到一家饭馆吃饭，邻桌一伙人正在划拳喝酒，不知什么缘由，饭馆老板把他们惹恼了，其中一个穿警察制服的人一抬手把饭桌翻了个底朝天，酒菜全洒在地上，口口声声：“老子在前方抗战……”，老板点头哈腰，一个劲儿陪不是，他却不依不饶，声言要把老板抓走。旁边有人悄悄告诉我们，他是汉中公安局局长。周上听了，摇了摇头，站起身来到邻桌去劝解，那位局长一看是一个带少将领章的人，先敬了一个礼，周给他一张名片，他态度立刻缓和下来。周上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一方面劝那位局长“不要和买卖人一般见识”，一方面叫老板另外给他们备一桌酒席，老板连声答应，一场风波就此平息。事后，周上对我说，要不是他在场劝解，那个局长真能把老板抓起来，一桌酒席，破财免灾，也算值得。周久居宦海，处事圆滑，这样处理，既给局长留下面子，又解了老板的围，在一般国民党军人中，也算是比较难得了。据后来他的一个朋友给我的信中说，周“因与当道意见不合，已弃官从商了”。

车到绵阳，在涪江之畔我与周上告别，提着小包袱，满怀希望地向我此行的最后目标国立第六中学走去

胡维兴

1924年9月生，山东利津人，中共党员，地质矿产部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室主任，研究员。1950年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大学本科毕业。曾任中国地质学会区域地质和成矿专业委员会常委、天津市地质学会副理事长、地质矿产部《前寒武纪地质》编辑委员会主编。（胡维兴 简历 – 名人简历）

中国驻乌克兰前大使谈俄乌战争

中国驻乌克兰前大使高玉生：俄乌战争的走势和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这里目前可以访问,北京时间2022-05-11 19:20）

凤凰网资讯2022年05月10日 16:42:29发出的《中国驻乌克兰前大使高玉生：俄乌战争的走势和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一文，是他在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暨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近日主办的一次内部视频研讨会的发言，备受关注，多家网站几乎是同时传播，本通信链接转发了来源于凤凰网的微信公号的这一篇。可是不到一天，发现已不可见。经查，网易上发出的也没有了，惟腾讯网上的尚在。微信公号发出的本文也是多已消失。（2022年5月11日19点17分发现腾讯网的也被40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