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修良（1907—1998）几乎活了一个世纪。作为一个中共党内不大不小的干部，陈修良犹如一个弄潮儿，多次被抛到浪尖上，也多次沉没深渊，九死一生。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沙文汉，陈修良的丈夫）曾成立南京工作部，部长是大革命失败后长期在上海坚持城市秘密斗争的陈修良。她在江北的六合县设置机构，隔江领导南京地区的秘密工作。1946年4月，中共华中分局成立南京市委，派陈修良任市委书记直接进入南京城内工作。
南京是国民党首都，除配备重兵，严加卫戍外，还遍布特务网，密侦暗探，滥施捕杀。整个“大南京”笼罩在森严白色恐怖中。自中共建党以来，南京的党组织连续八次被大破坏，市委领导人几乎全部牺牲，因此南京在中共党内被称为“虎穴”。陈修良作为南京市委第九任书记再次潜入这个虎穴，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但是，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
她与沙文汉诀别在长江北岸时，感慨地吟诵“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表示了义无反顾、准备牺牲的决心。随后在江边脱下军装，换上便衣潜入南京。当时南京全部党员只有200人。要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谈何容易！但在1947年5月6日成立的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组织部长钱瑛，以及刘少文、吴克坚、沙文汉领导的情报部、策反委员会）领导下，坚决贯彻“十六字方针”——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1947年，南京市委在上海局刘晓直接领导下，首先在南京发动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波及全国的“五二0”学生运动，使国民党统治受到严重打击。毛泽东为此特别发表文章，宣称在国统区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国民党已经处于“全民包围之中”，对其历史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在1948年淮海战役胜利后，南京市委的工作立即转到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活动上来。情报、策反、解放和接收工作极其繁重，陈修良屡屡接到中央及上海局的紧急指示，为了做好这些工作，经上海局批准及指示，陈修良大胆而谨慎地发展党员，南京解放时发展到2000人。他们中许多人，或由南京的党员打进去的、或由国民党军警宪特部门中的积极分子中拉出来的。
按照当时党的政策和策略，党的情报工作允许运用各种力量，包括使用能够悔过自新的叛徒、特务。有的虽然不发展入党，但经过工作后，也愿意在国民党之船沉没时自救而为中共做点事情。如在美军顾问团（AAG）、中统、三青团以及联勤总部等部门，都经常有人送来重要情报。而他们都是出身于非工农家庭的知识分子。
正是这些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获得了大量国民党最高军政部门的机密情报。如为支持解放军渡江作战，南京市委的策反和情报系统，先后在驻防南京的国民党陆海空和警察部队、保密局、国防部、美军顾问团、联勤总部、青年部等部门发展或安插了中共党员40多名。他们分别在各自部门，采用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渠道收集、刺探敌军事情报，获得了蒋军封锁长江时的通讯口令；南京军统特务名单及活动情况，同时还得到了军统布置潜伏在南京的秘密电台和密码、一些重要军事会议的内容及其文件。渡江作战前，解放军总前委司令部先后收到了由南京党组织朱启銮、白沙化装成商人冒险过江送来的汤恩伯拟定的《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和《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情报。
此外，情报部门还从国民党军令部弄出了《1948年国民党后备军力量》；首都警察厅的《南京城防工事地图》以及有关警察部队的兵力和装备的重要情报资料，冒着生命危险弄到国民党军队从芜湖到安庆之问的江防部署图，浦口沿江地带国民党前线司令部位置、干部名单、炮兵阵地、人员编制、武器装备等情报。渡江前，打入蒋军京沪杭总部作战参谋的党员沈世猷，他提供了国民党长江布防、江北桥头堡等许多重要情报。
包括三大战役中的其他战役中，多有这种事。所以，最高领导“用兵如神”的秘密就在于此，解放后毛泽东在接见韩练成时说过一句真心话：“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韩兢《隐形将军韩练成》，群众出版社2008年）坦陈了情报策反工作在战争中的作用。一个人下一盘棋，要另一方怎么落子，就怎么落子，哪有不赢的道理！
与此同时，由陈修良等两三人亲自领导的南京市委策反部，还在1948年～1949年间，成功策反了一系列国民党自称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海陆空军大起义。如以俞渤为首的国民党空军八大队起义，“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师长王宴清为首的首都警卫师97师起义。
就这样，当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由“二野”和“三野”组成）准备在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拒绝接受共产党条件而进攻江南时，原计划“攻占浦口，炮击南京”方案及时撤销，以避免这个六朝古都和人民在战火中受到不必要的损害。因为在南京东西两侧江面最狭窄的江阴要塞和安徽荻港地方党策划起义的情况下，解放军首先突破长江，然后迅速从南京后方包抄过来。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立即下令南京守军全面向杭州等东南方向撤退。于是，从22日起，南京就成为没有国民党军的空城。但是，这时在江北的解放军还不知情。陈修良和南京市委一方面采取措施积极与解放军联系，迎接解放军进城，一方面组织党团员、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保护南京城，不使散兵、特务、流氓等不法之徒抢劫破坏。正如陈修良在当时给华东局转中央的一封电报中所述：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敌军警宪仓促撤离南京时，全市即陷入无政府状态中，流氓地痞和贫民集体进行抢劫各米面油行，警宪仓库等。解放军于二十三日夜间方有少数部队陆续进城，抢掠依然不停。维持治安地下党早有准备，二十二日起即出动保留下来的警察实力2000余人（郊区与城内按地区组织，党的系统受警委领导。解放前包括统战关系，全市97单位中有关系者64局所，撤退时一部分被迫离城后仍弃枪回城者不少），商店职员组织的义务警察约1000人，工人纠察队3000余人。各专科以上学校师生员工应变会的组织，各政府机关公务员联谊会组织起来的员工，混乱时即将敌人遗弃枪支多少不等，武装自己，青木棒不计其数。此项群众数量相当巨大，无法统计，至少七八千人，立即站岗、放哨、巡逻，保护机关、仓库、公用事业等。维持治安中，死义警一人，贫民死伤数人，物资破坏不大。蒋匪临走时将司法行政部烧了，西郊警察局因我控制力极大，全部未撤走，曾接应渡江。我三十五军初进城时，因未与地下党联络，不了解情况，即命令人民武装及警察全部缴枪，致一天之内助长了抢掠之风。解释误会后，仍令警察徒手站岗，并派军队看管各重要机关。数天后，秩序即告稳定，南京已无战争景象。警察复员，经审查后已复员至4000余人，现已归公安局领导。工人、店员武装组织，拟经表扬与教育后，每人发给生活津贴费二千人民券，争取先后复员就业。”（《陈修良给华东局的报告》，1949年5月2日）
24日中午，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先头部队，在南京党组织和人民帮助下，胜利渡过长江。先是在南京地方党帮助下，一条小木船在长江上六次往返不受阻碍；然后在地方党组织的三艘小火轮、八艘巡逻艇和两艘私人轮渡载着35军官兵和辎重渡长江时，并没有后来电影中渲染的受敌人炮火猛烈的轰击下血战，解放军先到的部队是在南京人民敲锣打鼓在长江岸边和新街口夹道欢迎声中进入城市的。在南京党的精心保护和工作下，南京的自来水、电灯照明，一如平日，甚至连报纸也没有停刊，24日凌晨已由南京党的同志占领的广播电台，首先宣布了解放军渡江，南京解放的消息……
这完全是和平解放的景象，但是解放后，为了突出军队武装是解放南京的主因，大力贬低上海局和南京市委、国民党起义官兵、广大学生、工人、农民、市民、民主人士的作用，使人民长期不知真相。
然而，解放军和根据地南下干部与南京秘密工作干部会师后，在思想观念、工作作风、知识能力、地位待遇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严重冲突，后者遭到严重打击和迫害。
长期在贫穷落后的农村生活的主流派（解放军和根据地南下干部）被严重的“农民意识化”，第一次进入现代化的大城市所发生的一系列现象，使陈修良十分惊讶！她痛心地看到，解放军进南京时完全忘记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传统和刚刚开过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的“两个务必”教导。首先是争相抢占国民党中央机关和高级官员的好房子，高档家具和汽车等。南京宫门一带造的洋房特别多，还嫌不够，波及其他地区的好房子。尤其是有的干部以胜利者自居、盛气凌人、动辄训人等作风，不少官兵还不按规定购买车票，恃强乘车、购物，以及不购门票，强行进入娱乐场所；有些晚来的干部没有捞到好处，甚至伸手要住好房子、坐好汽车、骄横蜕化、铺张浪费。
三野因要东进上海，很快奉命撤出，继而跟进的二野，在“二野穷，二野苦”一片叫喊声中，抢占风更加激烈。一些人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享受特殊待遇，干出不少更严重违反群众纪律的事。（陈修良未刊稿）有个别高级干部，甚至当着陈修良的面说：“一个人最好能讨两个老婆！”陈修良听后十分惊愕。当时还没有婚姻法，什么事情还不是他们说了算，一时间在南下干部中，出现了许多抛弃农村原配，追求城市新欢的“陈世美”现象。
针对这种情况，思想纯正、作风正派的军管委主任刘伯承在5月9日南京市政府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农民革命的首领洪秀全，他到了南京，脱离了群众，自己腐化起来，就失败了。我们干部一到南京，骄横腐化的现象已经在发生中，如有的同志在接管中以胜利者自居，盛气凌人，动辄叫人家‘伪职员’，随便骂人是‘洋奴’、南京公共房产占75%，本已多而漂亮，竟然有同志还嫌不好不多，住了这院，又搬到那院；有的同志则丢了马要坐吉普车，现在又丢了吉普车要流线型轿车；有的同志不问政治条件只想在苏、杭娶妻，甚至有在舞场玩弄舞女夜不归营之事；有的带兵的人则不免显出骄横，不大听指挥的样子。这些是多么可怕的倾向啊！不要忘了我们的母亲是谁？敌人就隐蔽于我们的卧榻之侧，窥伺我们，挑拨我们使我们如何脱离群众，以便打倒我们。我们一定要警惕起来，与这些恶劣倾向作斗争，尤其作教育，丝毫不能放松让他们发展。”（《刘伯承同志在南京市政府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社通讯稿，载南京市委党刊《南京通讯》，第1期，1949年6月10日）
在市委会议上，陈修良表示赞成这个意见，并且组织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观看“闯王进京”戏剧。结果引起许多解放军和南下干部的极大不满，进而引起他们对原城市秘密党同志严重的打击和迫害。
4月25～28日，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总前委最高领导人先后来到南京。毛泽东亲自点将的宋任穷（当时任二野政治部主任）带着南京领导干部的新名单和200人的干部队伍，来到南京进行全面接收。28日公布华东局的决定，成立南京市军管会，主任由刘、宋两位书记兼任，陈修良虽参加了军管会，但如下这个名单正好反映了南京地方干部的实际地位。
军管会主要领导成员和下设机构：
委员兼主任：刘伯承
委员兼副主任：宋任穷
委员：张际春、江渭清、段君毅、陈同生、李达、柯庆施、徐平羽、罗士高、陈士榘、张霖之、孔从周、陈修良、周兴、黄华、刘宠光
秘书长：陈同生
副秘书长：李静宜
供给部部长：张友亮
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
房地产管理处：第一处长：朱启銮
第二处长：汤成功
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段君毅
副主任 刘峰 万里
交通接管委员会：主任 刘宠光
军事接管委员会：主任 孔从周
副主任谭善和邓有伦
政务接管委员会：主任罗士高
副主任 齐仲恒
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徐平羽
副主任王明远任崇高
公安部：部长周兴
在总共37个职位中，原南京市委只有5人（下划线者），而且多为副职。（南京市军管会名单和南京市军管会各部负责人名单，1949年5月公布，存南京市档案馆）
进城后的干部配备，中央在1949年2月3日已早有准备：“如南京国民党不准备集中兵力守南京等城，我们可能于三月或四月占领南京。华东、华中调动集中及训练一万五千名干部的工作，应立即动手去做，并于二月底前去徐州集中待命。华北局所派一万七千干部在石家庄训练，交华东局率领随华野、中野向江南前进。哈尔滨、沈阳、唐山、天津、北平的城市工作干部，准备抽调相当数量去接收上海、南京、苏州、杭州诸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1949年2月3日，中央档案馆藏）也就是准备派出大量北方干部接收江南城市。这说明全国胜利前夕，中央早就决定了排斥原地方干部的方针。
解放南京给陈修良带来的极大振奋，很快被无数的困惑和谣言所替代。作为前市委书记和现组织部长的她被推到了会师后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冲突的风口浪尖。在管理城市的问题上，没有现代技术知识的农民出身的干部很难胜任承担厂长、校长、经济部门管理这种负责工作，当陈修良按照宋任穷的意思，把原地下党员配备担任副职以后，就有外来干部向上反映：“副职全是地下党的，想要与我们平分秋色。”
在南下干部优先已任命之外，还有些空缺的领导岗位，市委要求组织部提名，市委党委会议上批准。陈修良根据党的干部标准，把一些经过考验的原市委领导人分配到政府和群众团体的领导岗位上。柯庆施等人就说陈修良搞“本位主义，任人唯亲”。
还有人暗中挑拨离间，说会师以后，南京地下市委还在秘密开会。传到刘峰、朱启銮同志的耳边，他们很奇怪，一再打电话给陈修良，要求面晤。陈说：“我恐因此更惹起是非，没有同意碰头，但谣言仍在流传，日子很不好过。”
陈修良以前在策反和情报工作中，曾经强调为了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使战士少流血”，却被说成“言下之意好像地下党很有力量，可以不依靠解放军打进来，就能先解放南京。”（陈修良工作笔记）柯庆施在一次常委会上说：“过去地下党同志有一个口号叫做‘保管好工厂，将来就好当厂长’，那么说，你保护了总统府，总统就是你当了？”（陈修良《关于南京党的几个问题》，1969年6月4日，手稿）陈修良当场驳斥没有这回事，但邓小平却相信了。后来在南京全体干部4000人大会上，也当着大家的面，批评陈修良。
南下干部不相信原南京干部是真革命的，经常把原南京党的秘密活动视为是国民党“特务”工作，就经常跟踪后者，看他们是否与暗藏的敌人接触；有的未经批准在驻地抓特务，除上述错捕两个原秘密党员外，公安局发现一个为蒋介石接电话的党员，认为他是“特务”加以逮捕，经过了近30年，“四人帮”垮台以后这位同志才经流放地回到南京平反。人生的主要经历都在冤狱中度过。
一位原秘密党员由于工作出色，解放后当了公安局的邮政科科长。另一个南下干部不服气，千方百计找他的茬儿，有一次两人吵架，科长一发火，把枪在桌子上一拍。于是就造谣地下党员要“枪毙共产党员”。此事反映到市委，把这位科长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陈修良作了调查，认为是误会，不是反革命，应该批评教育。在4000人干部大会上，南下领导人又以此为例，说“一个公安局的科长，要枪毙一位共产党员，还不是反革命吗？”结果在接着进行的整党运动中，这位科长被整治得死去活来，自杀了。
胜利会师时，陈修良和秘密党的干部来不及换装，仍穿旗袍、皮鞋、西服。于是在解放军官兵中，流传起这样一个描述城市妇女的顺口溜：
头发是火烧的——烫发。
胳膊是摸鱼的——旗袍和短袖衫。
腿是过河的——小腿外露。
鞋是跌人的——高跟皮鞋。
有一次，陈修良因穿了一件有垫肩的外套，柯庆施竟然拍着陈的肩膀、当着许多战士的面说：“大家看看，这就是资产阶级服装。”故意羞辱陈修良。就这样，解放后的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陈修良和原南京地方的党员，即被围困在谣言四起的压抑环境中，工作十分困难，思想极为痛苦。
在全国解放前夕，为了与南下干部区别，党内出现一个新名词“地下党”。在建国后成为中共另类党组织的代名词，具有很强的贬义。历次运动中凡发现有“地下党”历史背景，可以成为审查和打倒某个人政治问题的充分理由，到“文革”时更是登峰造极。他们的逻辑是：凡“地下党员”如果没有成为烈士，活下来的就一定是叛徒或潜伏下来的特务（南京以外的一切城市工作的地下党员，无不如此）。所以可以先作为“叛徒特务”关押起来，进行打击和迫害，再进行审查。结果南京的地下党员2000人，后半生在历次运动中受尽屈辱和迫害，许多忠诚的同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却被害死在“红色冤狱”中。活到“文革”后获得平反的，也已无法挽回逝去的岁月。
对所谓地下党的集中整肃，在南京解放后很快到来。华东局第一书记于9月17日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召集了一次南京市支书及排以上干部党员大会（也称4000人大会）。会上的报告题目是《论忠诚与老实》，吹响了对南京地下党进行全面整顿（实为打击与迫害）的号角。
（博主注：据南京地下党干部穆广仁回忆，1949年5月，新成立的南京市委就得到了关于南京地下党组织严重不纯的情报。据此，南京市委上报中共华东局，一方面提出应马上进行组织整顿，一方面请示对这些在解放南京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同时政治背景又极为复杂的南京地下党干部应如何安排适当工作。中共华东局不能自作主张，故经康生上报中央。中共中央下达指示，除同意马上进行整党以外，并提出具体办法为：“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由于南下干部对地下党人员不习惯、不信任，南京地下党人员亦发生对南下干部 “不满、不受领导等等”情况。针对这种情况，二野政委邓小平于1949年9月17日在南京市党的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党员大会上专门作了题为 《论忠诚与老实》的报告，一方面动员整党，一方面对地下党人员加强教育和引导。）
这个报告，在不作起码调查的基础上，以听信党内上述种种谣言为依据，推翻刘伯承所作的“会师是成功的”结论，竟说“南京会师不好”。而主要原因是原南京市委在淮海战役后，组织大发展，致使大量“反革命分子混进党内来”，造成南京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报告为说明“大发展”，竟不顾事实把南京党员数夸大为七八千到一万人。报告还借用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的话说：南京党内存在着三种人：“一条心”的（与党一心一意）；“两条心”的（混进党内的破坏者，即反革命）；“半条心”的（包庇反革命的，组织上入党、思想上没有入党的）。把责任指向陈修良，说就是党内“半条心”的在包庇“两条心”的反革命。所谓“包庇反革命”是因为陈修良经过核实，认为那位与解放军吵架的邮政科科长不属反革命。报告说：地下党在解放南京问题上要与解放军争功。保护了总统府，就想当总统了！陈在会上当即递条子指出，所举事例，均属不实，却遭到讥讽训斥。
报告还用根据地及解放军的党是“大儿子”、地下党是“小儿子”这种封建继承制的定位法，说明从南京开始所有长江以南解放城市的领导班子，必须以前者为主，后者必须拥护和服从，否则就是“不老实”。
在听完这个报告后，陈修良气愤得浑身发抖，同志们都散去了，她却坐在原地，站不起来。因为她无法与大人物平等对话，澄清事实，讨还公道，并且必须在会后，由她领导的原南京“地下党”进行集中学习和整顿，还要她作违心的动员报告，拥护这个报告，检查自己的“错误”。
整党开始不久，陈修良到北京出席亚洲妇女代表大会，接着又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派赴苏学习“老大哥”的治国经验。半年后当她回国时，看到了南京整党运动报告真感到触目惊心。
1950年4月在柯庆施主持下的南京市委，给中央和华东局的整党报告中夸大其词称：“地下党员近二千人中，淮海战役以后发展的约有九百余人；过去发展党的方针有偏差手续不严格，比较偏重青年知识分子，在旧警局人员及一般公教人员中过分放手；解放后又未坚决执行中央和华东局停止发展的指示，如电信局在解放前后几天突击，有一人一天发展八个党员，南大支部原只有二十九个党员（正式只六个），解放时发展到二百五十余个（九倍），因而必然带来了组织不纯的情况。”通过整党“严重的暴露了组织不纯的情况，学区系统（大、中、小学）已坦白反省参加过其他党派、社团、封建组织的有202人（全数822人）；工区535个党员中，地下党员占364人，其中有政治关节和历史关节的有200人；不按入党手续的253人。”（《中国共产党南京市委员会关于整党学习情况给中央、华东局的报告》，1950g4月20日，打印稿）
所有这些所谓的有政治问题的党员，都被严重处理，并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受到残酷的冲击。而在“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却未发现一个坏人混进南京党内。历史是公平的，但是这个公平又来得太晚了。几乎所有的原南京党员受尽各种屈辱与磨难，直至1979年后南京“地下党”问题才获平反。许多人已经含冤逝去。
公开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对解放战争中其他战役，指示很多，很详细，唯独对渡江战役最少，只有一份。但他对南京局势最为关注。因为这关系到“建国大业”。他写出了“钟山风雨起苍黄”，为此，对解放后的南京局势，他极度关注：部队进城表现如何？解放军与他派的南下干部与地方党会师情况如何？“土八路”进国民党首都这个大城市后如何管理？等等。当他知道解放军进城后像“闯王进京”，大行抢掠，甚至从“美国之音”中听到部队闯入美国大使馆，引起美国政府的抗议时，他怒不可遏。他绝不做“李闯王”、“洪秀全”。于是，除立即电令立即纠正外，全面总结了“南京经验”，经过精心策划，做出了以下两条重要决定：
一、必须整顿军队纪律，在南京以后解放的城市中，特别是下一个上海，必须使军队进城后秋毫无犯。
指示到达已在丹阳的总前委，陈毅在驻丹阳的部队中也了解到军队中确有如南京那样的情况。5月10日他在丹阳大王庙院子里向军队干部和接管干部作报告，严肃指出：“这种情形不搞好，到上海一定要天下大乱。”指出“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里不能‘野’！”吸取南京的教训，总前委和华东局还对部队进驻上海后的驻地布置、入城程序、入城纪律、涉外问题都作了周密部署和具体规定，还就入城纪律作了演习。真正做到“持军整齐，秋毫无犯”，军队进城后不进高楼大厦和民宅，而是露宿街头，获得中外舆论的一致好评，与解放南京形成强烈对比。
二、明确规定新解放城市的领导班子，必须“以南下干部为主”。陈毅把在上海坚持了十几年秘密斗争做出了极大贡献的上海局领导刘晓叫到丹阳，令其向尚在上海地下斗争的其他领导同志传达，必须绝对执行，并特别强调“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在配合与协助解放军，当上海解放后，地下党的任务即告结束”；“要真正从思想上使全体地下党员了解以解放军及解放区干部为主体的重要性，因为他们不仅有长期政权工作与接管城市的经验，而且他们多年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对党政策有研究和了解。他们是我党政治影响的代表，他们代表着一种伟大力量”。反复叮咛：“解放军进入上海后……执行军管会一切决定……党的接管工作委员会，以军事代表为主任，并须坚决服从军事代表，此点万分重要，也须作思想准备，希特别注意。”（南京党史办编：南京革命斗争《大事记》，第426～427页，打印稿。陈修良保存资料）
5月23日，南京市委就会师问题向中央、华东局写了报告。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作为“正确处理”解放军和南下干部与地方党组织关系的经验，立即转批给中共华中局和西北局：“兹将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和本地党会师问题的经验转发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必抓紧指导，不要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参见《宋任穷回忆录》，264、265页）
从此，与“南下干部”相对的“地方党”、“地下党”这些名称随之迅速推广，并开始见诸于党的文件。这一大批出生入死冒险斗争并做出杰出贡献的战士，解放后重新被打入“地下”了。他们的命运就是近几年前才被披露出来的“新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
逐步淘汰。”这份文件只发到当时的少数大军区的领导人。以致在完全实行了这个方针，打击了绝大部分地下党员（实为党内有独立思想和民主观念的知识分子，并扩大到党内其他领域及党外知识分子）后，又经过了改革开放约30年后，看过这个文件的个别幸存者才披露出来。
在这一大背景下，为共产党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陈修良很快变成阶下囚，受尽屈辱、打击和害怕。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1950年6月，在苏联学习参观后的陈修良回到南京故地，看到了许多过去出生入死的战友在整党运动后的悲惨命运，悲哀又无奈。还看到她的副手组织部副部长（南下干部）给她整的黑材料（给华东局组织部的报告），如说“地下党对自己力量似乎估计过高，据说当初想依靠自力进行接收，后来客观情况与主观想象均有出入，认识分歧，思想纷乱，由是其开端……”陈修良感到非常委屈。（陈修良给华东局组织部的信，1950年9月，陈修良保存文稿）
这时，柯庆施已经成为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她不得不要求离开南京，来到了还有一些老战友在领导岗位上的上海市委。但在“新十六字方针”的阴影下，始终只能担任“副职”，而且频繁调动。虽然她并不计较职务高低，每到一处努力工作，调查研究、创造性地提出工作建议，而每到工作开始或获得成绩时，就被调任了。
1955年，由于华东局撤销，沙文汉出任浙江省长，陈修良调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1955年春发生针对地下斗争领导干部的大冤狱“潘汉年事件”。省委书记立即在浙江省委干部会议上说：“我们浙江也有第二个潘汉年，大家要提高警惕性！”（陈修良回忆：《生活就是考验》1987年，内部印刷）接着就动用公安手段，对沙、陈夫妇进行监视、限制行动、削减工作等等。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经常到杭州，省委故意不通知沙文汉参加迎接。毛看了来迎接的人名单，就问省长为什么不来？回答是：“他身体不好，一般应酬不参加。毛很生气……”（史永给陈修良信件，1997年12月25日）
在1956年7月浙江省第一届二次党代会上，陈修良代表宣传口在大会上直言对省委的工作报告和下届候选人，包括省委书记工作作风的批评，沙文汉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党政分开”、不搞“以党代政”和要求“党内民主”的发言。据此，1957年陈修良被打成“极右派”，沙文汉成为党内级别最高的“右派”。
（博主注：陈修良后来在回忆录中称“1956年，刘晓任驻苏大使，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寄给了中央，还附上了自己写的一份报告，认为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搞个人迷信是完全错误的，赫鲁晓夫揭露这些问题是正确的。我同意刘晓的看法。在讨论苏联问题时，我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不料在“反右”时这却成了“反苏”言论，成了把我打成“极右派”分子的罪名之一。）
1957年浙江省委的这次“反右”运动，是毛泽东将“反右”运动从党外转入党内的重大步骤。柯庆施多次到杭州参与省委的“整风”“反右”会议，1957年12月毛泽东坐镇杭州指导，批准把在柯庆施帮助下写的省委工作报告在全国发表。
接着被批斗、抄家、降职、减薪、扫地出门，一家星散；陈修良被劳动改造，群众专政，受尽屈辱。1958年3月8日，三八妇女节那天，陈修良被发配农村监督劳动时，沙文汉怕她想不开，鼓励说：“你以前长期在城市工作，很少有农村生活的经历。这次下去，就把它看作上一次农业大学吧，这样可以更深地去了中国的实际”；了解陈修良性格的刚烈，沙文汉还特别叮嘱：“我们今后遇到的情形可能会更坏，你一定要有思想准备。但是在任何困难考验下，我们要约定都不能自杀！”陈听后十分动容，眼里噙满了泪花，沉重地承诺：“我绝不自杀！”
此后，陈修良先后在农村和杭州大学，经过长达22年的劳动改造，“文革”被关进“牛棚”批斗，遭受许多磨难和屈辱，许多杭州大学的难友教授被冤死或自杀。1964年1月，沙文汉在冤屈中病逝，她却坚强地活了下来。
“四人帮”下台后，她的冤狱才开始平反。右派改正了，但是给沙文汉留下历史上有“政治问题”的尾巴。她又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几次冲破阻力直接向胡耀邦同志写信。1983年11月，沙文汉案终于获得彻底解决。
自从1978年1月陈修良右派“摘帽”，到上海开始了她生命旅程中另一个最重要的阶段。此后20年她在为她和沙文汉彻底平反而斗争的同时，又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全力以赴为拨乱反正、平反冤案、还原长期被歪曲和掩盖的历史真相而奋斗到最后一息。她不仅为南京秘密党时期的历史平反，而且为大量的战友和部下的冤案平反作证。更为整个中共党史作证，提出研究中共党史不能脱离研究苏共斯大林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框架、批判那只归功于毛一人的“个人崇拜史”，只归功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起义史”，只有战争的“军事史”，全盘否定城市的政治、文化、社会斗争、群众运动、统战、情报、策反工作的“伪党史”。她参加各种纪念会，宣讲历史的真实情况，纠正种种传统观念。耄耋之年她长期生病住院，就在病床上写。不能坐了，就站着在窗台上写；不能执笔了，就口述录音。在生命的最后20年，还为后代留下了百万多字、涵盖了近70年的党史资料。她希望后人不能忘记历史，因为真实的历史是战胜愚昧、暴力、非理性的武器、是中国走向民主化和现代化的铺路石。
作者唐宝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 ，June 20, 2017五柳村据《lumanman0728的博客》收存的文本转录。
1998年陈修良病重住院，10月6日，正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及黄菊、曾庆红、徐匡迪等领导人专程来到华东医院陈修良的病榻前，向她致以亲切问候；1998年11月6日，这位传奇女性不幸病逝，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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