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胡维兴先生的回忆录《风雨七十年 》，这是第二章，为便于理解第一章摘要发在前面。
一、童年苦乐
(1924.11_1940.3)
1924年11月2日，即甲子年的10月初六，我出生在渤海之滨，黄河岸边，山东省利津县(现属东营市辖)城北的一处破旧土房里。
这是一个六口之家：姥姥、父亲、母亲、两个姐姐和我。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家里全靠母亲支撑。我家地无一垄，房无一间，最初住的那两间土房，是一家亲戚废弃不用的柴禾房。母亲是一个没有文化，非常贤慧而又勤劳能干的农村妇女，在邻里乡亲中，人缘很好。姐姐们都很稳重，勤快，吃苦耐劳。一家人生活虽苦，但很温暖和睦。
那时我们家乡有三大“特产”：土匪、沙土、盐碱地。沙土是黄河给冲来的，盐碱地是久远年代土地盐碱化的产物，而土匪则是政治腐败，灾荒连年造成的恶果。
小学毕业后，父母“望子成龙”，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送我到济南上初中，一年后，抗战爆发，就失学在家了，时年13岁。“七七”事变后，家乡就沦陷了，当时国共合作，聊城专员范筑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建立了鲁西北抗日地方政权和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游击队占领县城后，成立了一个临时学校(有小学和初中)，我进去了。在他们进城不到一年，日本鬼子第二次侵占县城。从此，我又过了大约一年多的“亡国奴”生活。
从敌人开进县城的第一天起，我就感受到了异族入侵后所受到的屈辱。敌人推行奴化政策，开设了日语学习班，招收青年学生，我认为学日语就是投降，不甘心就这样过亡国奴的生活，绞尽脑汁寻找抗日的路子，可是农村消息闭塞，我年纪幼小，又没有可讨教、商量的人，究竟哪里才是我的出路，茫然不知所从。敌人的报纸和宣传，从反面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我知道了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在四川重庆，西南、西北是大后方，是抗战的根据地，我要想抗日就应该到那里去。那时我并不知道延安，也不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到大后方去”，我觉得这是我唯一的出路。我现在真想不出当年竟有那么大的胆量和决心，义无反顾，丝毫不考虑前途究竟有多少困难和艰险。
二、流亡途中
(1940.3_1940.8)
从1940年3月自利津出发，至当年8月到达四川绵阳，在半年的时间里，历经山东、江苏、河南、陕西和四川五省，行程近2000公里，中间过了两道封锁线，一道是日本鬼子的，一道是国民党“中央军”的。我初入社会，亲眼目睹国民党政府、军队的腐败，途中曾遇到不少困难和“险情”。值得庆幸的，也遇到不少好人，使我“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对这些人我终生难忘，虽然其中有的人我连名字也不知道。开始流亡生活的第一站是济南，我是跟着一个亲戚坐长途汽车去的。从利津上车时，座位是满员的，但汽车到达前方第一站滨县时，又上来了一个日本军官带着几个日本女人(大概是慰安妇即军妓吧)，便把我们几个中国人撵到了汽车顶上去。车顶上本已堆满了行李老高老高的，汽车疾驶中，人趴在行李上，紧紧抓住绳索，稍有不慎，随时有摔下去的危险，加上隆冬刚过，春寒逼人，手脚都冻僵了。大人们照顾我年纪小，把我安排在行李的间隙中，既比较暖和，又不容易摔下去，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忽然急促喊叫声把我惊醒，见车顶上的几个大人在大声呼叫的同时，拼命地脚蹬、手敲车顶。我抬头前望，不禁吓呆了，只见一面城墙正飞快地迎面扑来，眼看就要撞上了。司机已听到了车顶上的异常动静，一个急刹车，把我摔倒在行李堆上，有一个人已经摔到车下，半死不活了，我从车顶上下来，看到汽车驶进城门，刚刚擦顶而过，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如果不是先下来，我就会身首异处，其他人也都会粉身碎骨了。
我这是第二次到济南。与七七事变前相比，除了到处是枪上带刺刀的日本大兵，花枝招展的日本女人外，特别显眼的是到处都有挂着“土膏店”照牌的大烟馆，日本帝国主义者除了对中国人实行奴化教育外，还推行毒化政策。伪政府机关也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不过上面加了个三角小旗，上书“和平建国”，以示汪(精卫)记“国民政府”与蒋(介石)记国民政府的区别。大街上张贴的“国民政府”布告，主席署名仍是林森，可这时这位林主席还在重庆。到济南之后，我便在一家亲戚家住了下来，并且给父亲去信，藉口准备考师范或职业学校，要求暂时留在济南。父亲是一个老实人，而且“望子成龙”心切，便答应了，从而使我有时间和条件进行逃离沦陷区的准备。济南的信息较多，我又得知表哥孟昭峨在西安红十字会工作，恰与我原计划的路线一致，于是决定从济南乘火车到徐州，再转车到开封，通过敌的封锁线，步行去郑州，经洛阳、潼关去西安。到西安后，找到找不到表哥，再说下一步。本来这个计划是秘密进行的，但由于我常在亲友中了解情况，这事情就自然而然地传到父母的耳朵里。父亲还好办，母亲那里可不得了，要死要活的，来信说，如果我远走，她就上吊。为了稳住老人家，我骗她说，我是在济南念书，并且专门照了一张相片给她寄去。在特定情况下，说谎并不是一件坏事，有时是为了安慰亲人去说假话，如以上所述骗我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例；有时是为了欺骗敌人和坏人，保护自己。从济南开始，我就编织了一套应付各种情况的假话。一个15岁涉世不深的孩子，说出的假话，也常常是幼稚可笑，漏洞百出，经不起认真推敲的，可我的一些假话还真有用，帮助我度过了不少难关。也许是由于我年纪小，不引人注意或容易获得别人同情的缘故。
1940年5月间的一个早晨，我带上了仅有的40余元伪币(当时叫“准备券”)，一个仅装有几
件单衣的小包袱，偷偷地从亲戚家溜到了火车站。行前在枕头下留下了给父母亲的一封信和我的日记本，信中只说我要走了，但没说去向，还附了一首打油诗，其中有两句还记得：“誓灭日胡虏，男儿志铁血”。信、诗和日记，充满爱国的热情，却也充满了幼稚和幻想，仿佛自己真像是小说中的英雄、豪杰，搞得神秘兮兮地，害得我那位亲戚在我走后到处去寻找我。
这次远行可不像上次从利津到济南有大人伴送，完全是一个人在开始“闯江湖”了。从济南乘津浦路火车南下到徐州，还比较顺利，没有遇到特别麻烦。徐州下车出站，便有无数拿牌子的、打小旗的旅店小伙计一拥而上，招揽旅客，嘴里说的天花乱坠，甚至干脆从旅客手中抢过行李，死拉活扯。我根据从演义小说获得的“社会知识”，心想可别住进了黑店，叫人宰了做成人肉馅包子。于是，对于车站拉客者概不理采，自个儿在车站附近一家临街小旅店住下了。我是第一次单独住店，不知旅店的规矩房费和被褥费是分开的，客房里土炕上只有一条草席，租用被褥还得另外交钱；再加上又怕是黑店，合衣躺在炕席上，几乎一夜没有合眼。五月间的夜里还是比较冷的。
第二天，从徐州转乘陇海线火车西行，形势陡然紧张起来，车上武装乘警增多，检查也勤，不仅查车票，还要查验“良民证”，这下我可傻了眼。原来我在家乡时，并没有报户口，所以也没有“良民证”。不过在利津和济南验查并不太严，没想到从徐州往西，越来越靠近前线，查证也就越严格。一看到乘警走过来，我害怕得要命，一颗心快要跳到嗓子眼了，但还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个带手枪的警官，看过我的车票，问我到开封去干什么?我说去找姥姥，这当然是我预先编好的假话之一。他问我要“良民证”，我装糊涂从口袋里拿出了在济南上车时打针后发的防疫症，递了过去。那个警官还没说话，旁边的一个乘警就发了火：“叫你拿良民证，你拿这个干啥?”我还是装糊涂：“什么良民证?我就有这个证”。警官似乎发现或想到了什么，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比较和颜悦色地问我是那里人，为什么不带良民证?我说是山东利津人，那里没发过良民证。他又审视了我一下说：“小孩子，算了”，就走开了。此后，直到开封，乘警就再也没找过我的麻烦。谁知到了开封下车后，站台上增加了许多日本鬼子，枪上都上了刺刀，叫乘客排成一长队，挨个进行搜查和查验良民证。我一看，坏了，这下可躲不过去了，磨磨蹭蹭地排在最后，听天由命吧!日本兵从前头挨个向后验查，车上的那个警官从后边走了过来，一眼就看见了我，似乎怔了一下，立刻挥挥手：“走吧!”听他一发话，我转身就混在车站上工作人员中，溜出站去。从我上小学起，就知道中国人中最可恨的就是汉奸，七七事变后，我把所有给日本鬼子做事的中国人都认为是汉奸，伪军、伪警更不用说了，我恨透了他们。可是这个伪警官却给我一种特殊的感觉，不知为什么他那样关照我，也许是出于同情心，也许他是一个汉奸“外包装”，其实却是一个爱国者。总之，是他，一个在我心目中应是坏人的人，帮助我度过了流亡途中的第一道难关，算是坏人当中的一个好人吧!遗憾的是，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子。
到了开封，我才发现此行计划中最大的一个漏洞就是事先没有弄到一张“良民证”。我投宿旅店，走了几家，都是因为没有这个劳什子而被拒之门外。最后走进一家客栈，我心里盘算着，要把谎话说的更圆满一些，争取同情。店名我已忘记了，但店老板的名子却还记得，叫刘鸿恩，也不过20岁出头，他接待了我。我说：我是到开封找姥姥的，却不料她搬到郑州去了，我在这里人地两生，只好先住店；并说我老家那里没发“良民证”，没办法，请他通融一下，让我住几天。店老板用一种猜疑的眼光看着我，仿佛并不相信我的话，但又不说破。
他说：“好吧，不过你没有良民证，不能住到客房里，也不能上店簿；这么办吧，你就住在我的柜台房里，查店的来了，到外面去躲躲。不过郑州你是去不成了，过一、两天，回老家去吧!”我明知故问：“怎么去不成?不就是100多里路吗?”店老板压低了声音说：“开封是皇军占着，向西三、四十里，是中牟县，那里有中央军驻守，只有先到中牟，才能谈得上去郑州，这两段路铁路全都扒了，只有步行。而且开封和中牟县之间，除了有封锁线外，还几十里路的两不管地带，经常有土匪和劫道的出没，你一个小孩子家，又人生地不熟，还是回去吧!”他说的这些，有些早在我意料之中，而几十里之外就有中央军一事，却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中牟可比郑州近多了，我想只要冒险走出几十里路，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军队，一切问题都会解决了。我心里非常高兴，表面上却装出惊讶和为难的样子，继续把谎话说下去：“我家里什么亲人也没有了，我就是为这个才来投奔姥姥的。再说我钱不多，回不去了”。我求他帮助我。不知是他相信了我的话，还是看出我是说假话的爱国少年，反正他确实替我想了许多办法。他告诉我：从开封去中牟，只有一个比较安全的办法，就是跟着邮政车 (牲口拉的大车)走。那时沦陷区和非沦陷区还能通邮，不仅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不怎么难为来往的邮差，而且土匪一般也对邮车手下留情。邮车不是天天有，而且似乎是不定期，店老板消息灵通，能够打听到邮车出发的确切日期和时间。通过日本鬼子的岗哨，必须有“良民证”，店老板不知从那里代我买了一张，是布制的，印刷很粗糙，而且不贴照片，极易冒名顶替。此外，出了开封，伪币就不能使用了，店老板又替我把大部分伪币换成了国民政府的法币，我把它们缝在夹袄里。
我在店里住了三、四天，和店老板以及伙计们都混熟了，他们对我都很好，像是对一个小弟弟一样，好像已看穿了我的秘密，却又装做什么也不知道。其间，伪警察来查过店，店老板应付的很好，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小孩子的缘故，并没有引起注意。一天早上，店老板亲自把我送到一个三叉路口，指点着说：“前面不远就是日本兵岗哨。验良民证时，千万记着你叫×××，是××××村人，别说漏了嘴。过了岗哨，就是两不管地带，邮政车刚过去不久，你紧赶几步，和他们搭个伴。万一赶不上也不要紧，一条大路直通中牟，没有叉路，一路上多加小心”。我向他道谢后，提着小包袱，自个儿向前走去，再回头看，见他仍站在那里向我眺望，我向他招招手，他也举起手来，我惜别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是我开始流亡途中遇到的第二个好人。我直觉地感到他不是一般的商人，至少是一个有正义感和富于同情心的青年；也许是专门做这种帮人通过封锁线生意的，从兑换法币和代买“良民证”中取得一些好处，但从我身上能捞取的“油水”实在微不足道，在以后五十多年风风雨雨的日子里，每当我被侮辱、损害的时候，特别是当有人乘我之危，翻脸无情，对我进行伤害的时候，我每每想起旧社会中像店老板这样萍水相逢却伸手相助的人们。
当我走近鬼子哨兵的时候，心里怦怦直跳，设想出许多可怕的情况，准备着一系列谎话和应付鬼子的方式。想着想着，忽听到一声喊叫，一个凶煞神似的日本兵，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三八大盖，站在我的面前。他叽哩吐噜地说着日本话，我听不懂，但从他的示意动作中，明白他是要查验“良民证”和检查我的小包袱，便立刻把那个冒名顶替的“良民证”递上，他拿过去反复查看。这时我倒也不怎么害怕了，横下一条心，走一步算一步。这个鬼子不会说中国话，就像我不会日本话一样，各说各的，不论他说什么，我就只是重复地说着良民证上那个人的名字，他似懂非懂，又示意叫我把小包袱打开，里面实在太简单，他用刺刀一挑，便一览无遗。这时我最担心他仔细检查我的夹袄，夹层里藏着二十几元法币，叫他搜出来可不得了。万幸的是他只是草草一看，便摆了一下手，说了声：“开路开路的”，这下我听懂了，赶紧把包袱包好，提起就往前走，开始还故意慢条斯理地，生怕他生疑，过了一段时间，就加快了步子，约摸已走出很远了，才敢回头望望，已经看不到鬼子哨兵了，我长吁了一口气，才觉察到浑身汗都湿透了。啊!这就是敌人的封锁线，想不到我这么轻而易举地过来了。我想可能鬼子看我年纪小，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他又不会说中国话，问不出个什么名堂来，假如当时有翻译或伪军在场，只要问我冒名的那个人所住村庄的情况(我对此一无所知)，立刻就露馅了。我像是飞出笼子的小鸟，无比欢畅，虽然前途未卜，却觉得已获得了自由，不是亡国奴了。我把“良民证”和剩下的几张伪币撕成碎片，用力向路旁扔去，心里骂着：“去你妈的吧!”扔掉它们，一是我对这些东西厌恶极了，不想让它们留一丝痕迹；二是怕中央军搜出来说我是汉奸，我有口难辩。在家乡时，大人们有时戏称我是“人小鬼大”，是褒词还是贬意，我也说不清楚。但从我离开家乡那天起，自觉像一叶小舟在大海中漂荡，随时有覆没的危险，我必须时刻提高警惕，把事情想得周到些，以保护自己。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许多想法和做法实在幼稚可笑。
按照店老板的嘱咐，我加快了脚步，要赶上前面的邮车，但走了一大段路，还是没赶上，想是他们已走远了，好在向西只有一条大路，便一个人走下去。春天的河南平原，黄土飞扬，渺无人烟，这大概就叫黄泛区了，就是“两不管”地带，但我却一点也不害怕，不管怎么说，这里已没有了日本鬼子。一些奇奇怪怪的孩子气的幻想顿时涌现在我的心头。我想起《水浒》中的梁山泊英雄好汉，演义小说中的绿林豪杰，他们都是劫富济贫，专门和贪官污吏作对的，我一个穷孩子，怕什么?再说我是为抗日而来，如果在这里碰上游击队什么的，我就跟他们干去，也免得再向西跋涉了。我甚至想像忽地从路旁沟坎中蹿出一伙人来，喊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如要从此过，留下买路财”，一看我是一个穷孩子，说不定还送给我点钱，我正缺盘缠哩!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路上偶尔见一、二个行人，也是行色匆匆，互不相扰，我倒感到有点儿失望。下午终于赶上了邮车，可也已经到达中牟县河边了。我和他们一起上了一条小船，过了河，上了岸，我一眼就看到戴着“青天白日”帽徽的武装士兵，那就是“中央军”了。我高兴的简直无法形容，以为到了“自己人”这里，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了。
其实，我是大错特错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摆在了我的面前，这是我压根儿没有估计到的。我这次流亡的行动计划，主要是根据一本旧地图，图上的黄河从河南的风陵渡转向东流，直至我家乡入渤海。虽然我在家时曾发现黄河水流已经很小，却没在意，还以为从开封到中牟、郑州，根本不用过黄河，顺理成章，到了中牟再西行，就一路顺风了。谁料到了中牟之后，才知道中牟和郑州之间，隔着真正的黄河，那才是中央军的封锁线。原来，1938年6月，日寇从我东部沿海向西推进，一路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为了挡住日寇西进，蒋介石亲自批准，国民党在河南的花园口挖掘和炸开了黄河大堤，导引黄河水南下。这次完全由国民党制造的“花园口决堤事件”，给中原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最终也没有阻挡住敌人的西侵。据有关资料记载，花园口决堤后，“黄河水从此汹涌南流，淹没了豫、皖、苏三省大片平原，使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将近九十万人死亡，并且造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文史资料选辑》，第54册，17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黄河改道后的开封和中牟同郑州不是都位于黄河以南，而是分别位于黄河的东、西，中牟则正在河的东岸，由国民党军队驻守，过河必须有驻在洛阳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签发的“渡河证”，据说是为防止敌人奸细的渗入。其实，这种渡河证是可以从当地驻军那里买到的，明码标价法币25元。他们利用这个渡口发国难财，反而给汉奸特务大开方便之门，只是给无钱无势的老百姓，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我口袋里只有二十几元钱了，到西安的路费也怕不够了，哪有钱买渡河证?我以为，对一个千里迢迢，冒险投奔“中央军”的爱国少年，总该是欢迎的吧!我理直气壮地跑到当地驻军的一个营(连?)部，门岗根本不让我进去，向他说明情况，他只是一副冷漠，鄙夷的面孔，并把我轰了出来。我当时真是气急了，心里直骂他：“你他妈的还是中央军哩，连一个汉奸警察都不如”。可“人在屋檐下，只有把头低”。我敢怒而不敢言，回到小店后，愤懑，失望的情绪一齐涌上心头，前进无路，后退无门，愁眉苦脸，无计可施。小店中旅客多为做小买卖的人，他们大多是用了25元钱买了渡河证的，我如实对他们讲了，他们都对我表示同情，其中一个河南口音的中年汉子特别对我友好和关心，赞扬我的爱国精神和勇敢，拍拍胸脯对我说：“小兄弟，别着急，过几天我把你带过河去，路费也不用愁，有大哥的就有你的”。原来他是陇海铁路潼关工务段的一个工头，叫于元川，是受段长之托到开封去接段长太太到潼关去的，持有“渡河证”，上面只写着他一个人的名字和人数，多带上一、二个人没问题。他叫我在店里等着，哪里也不要去。我听了真是喜出望外，绝处逢生，虽然我还是有点将信将疑：“世上难道还真有这样的好人?”，但我已别无他路可走，此时只能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如果说，我从开封来中牟的途中，曾幻想碰上绿林英雄却未成事实而感到有些失望，眼前这个中州汉子那拍胸脯的豪爽仗义，活脱脱一副梁山好汉的气概，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在小店里等待着，啃窝头，吃咸菜，焦急万分，度日如年。四、五天之后，于元川真的回来了，带着一位太太和使女，还有他自己的弟弟，连我共五个人，很顺利地渡过了黄河。就这样，我通过了此次流亡途中的第二道封锁线。27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审查我的历史时，有人觉得我这段经历不可思议，再三追问我当时有什么政治背景和特务关系，我无言以对。
过了黄河，我跟随着于元川向西进发。此时我已对他完全信赖，他也很喜欢我，像兄长一样对我照顾。从中牟经郑州到洛阳，行程300余里，两个妇女坐大车或骑牲口，其他人徒步，这对于我这个从没走过远路的小孩子来说，自然是很辛苦的。但是有于元川带着我，我不必担惊受怕，什么事也用不着自己操心，住店不用我掏钱，甚至他还经常叫我和他一道吃饭。于元川文化很低，路上我曾替他写了几封信，他很高兴，对我照顾有加，因此一路上虽然辛苦，我心情却非常愉快，并且开拓了眼界，领略了黄土平原的特有风光。我读过《三国演义》，知道这一路正是三国时的古战场，路过荥阳时，我看到了“三战吕布”的虎牢关，土里土气的，一点也不起眼，跟前有一颗大树，据说张飞在那里拴过马。
于元川是铁路职工，在洛阳、潼关多有方便。到洛阳时，天色已晚，我迷迷糊糊地被于元川领到一个地方，倒头便睡，第二天醒来时发现那原来是一节很漂亮的专用卧车。从洛阳到潼关约400里，大都是步行，但将近潼关时却是坐的压道车，是一种用手把压行在铁轨上行驶的工程车。潼关在黄河南岸，对岸是风陵渡，那里日本鬼子的大炮正对着潼关东侧的隧道洞口，只要火车一出洞口，鬼子就向这里打炮。因此，火车已停运了，压道车目标小，比较安全，即使这样，通过敌人炮火封锁口时，大家还是很紧张，拼命地压手把，全速前进，终于平安地到达了潼关。
我在潼关铁路工务段的窑洞里住了一夜。我是第一次住窑洞，觉得很新鲜。这里的窑洞很有特色，从外面看，只有一个不起眼的洞口，进了洞口走好几十步，便豁然开朗，原来里面是一块很大的露天空地，真正的窑洞口在这里才能看到，我不禁有“别有洞天”之感，想到了孙大圣的花果山水帘洞，也想到了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世外桃源”，如果把外面的洞口一堵，还真想不到里面住着好多人哩!
于元川真是把好人做到底。第二天，他又亲自用压道车把我送到了华阴火车站，还给了我一张铁路职工的免票乘车证，送我上了西行的火车。他是我此行中遇到的第三个也是帮助我最大的一个好人。由于近半个月的朝夕相处，彼此有了感情，依依不舍，当火车徐徐开动，我由车窗向外张望时，见他仍站在那里频频向我招手，我的眼睛不禁润湿了。战乱中我们早已失掉了联系，但他的名字却始终铭记在我的心中。
到了西安，在广仁医院找到了我的表哥孟昭峨，这时他在红十字会当工程师，见我突然来到，实出意外，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想当兵抗战。他说我年纪小，军校不收，当兵也不够条件。四川绵阳有一个国立第六中学，主要招收山东省的流亡学生，还是到那里去上学吧!我喜出望外，自然是一百个乐意。于是在表哥的帮助下，从山东省政府西安办事处那里开了一张介绍信，六、七月间，从西安坐火车到宝鸡，转乘汽车，开始了进川的旅程。在此后的10年中，我和表哥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在我读书期间，他曾给我许多帮助。
从宝鸡到绵阳也不过400多公里，按理乘汽车最多两天就可以到了，可那次我走了足足半个月。首先是公路非常糟糕，全是土路还不说，而且一旦下雨不是塌方就是断桥。当时正值雨季，秦岭那段尤其是经常大雨滂沱。有一次汽车走在一个地方，前后都塌了方，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困在那里一天一夜，没东西吃，就摘青核桃，吃得嘴唇都是黑的，还拉肚子。其次，因为汽油奇缺，汽车是烧木炭甚至劈柴，加上又是老掉牙的“老爷车”，没劲，途中动不动就抛锚，熄火，乘客还得下来推车。有人曾用古人诗句改动几个字，来形容抗战时期的长途汽车和公路：“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塌方六、七处，八、九、十人推”。(古人诗句为：“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那是在“古栈道”和“木牛流马”的时代，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交通情况也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交通困难，造成了一个新的特殊阶层汽车司机。这些人虽然身份不高，却很有钱，原因是有了方向盘(多是公车、军车)，便可以从“拉黄鱼”和走私中捞取大量外快。在旧社会，“黄鱼”一词，原是比喻那些没有买票偷搭乘轮船的人，在抗战时期交通困难的特定情况下，人们则用来指那些没有买到车票，通过与司机私下交易，坐上了汽车的人。这种乘客在汽车通过一个检查站前，必须下车，步行过站后再上车继续前行，以逃避验查，这就是说，这些乘客花了钱(常常是比正式票价还高)还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因此，大后方流行一个民间谚语：“马达一响，黄金万两，喇叭一叫，黄鱼乱跳”。有的司机跑定点长途，在两个端点甚至中途，都有自己的“金屋藏娇”之处，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曾经有这么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位住在昆明的大学教授，托人情请一个汽车司机把他的夫人带往重庆。谁知这位夫人经不住金钱的诱惑，舍弃教授夫人的身份，跟了司机，一去不复返，酿成了一幕悲剧。我乘坐的这辆“特约交通车”也并不例外，特殊的是除了司机之外，还多了个“押车员”，两个人狼狈为奸。本来这是从宝鸡到成都的直达车，一发车就满员。可是自打宝鸡发车后，就走走停停，“黄鱼”不断，弄得车里拥挤不堪，那个押车员看我是个小孩对我非常蛮横无理，一拨拉把我挤在一边，使我只能半蹲半坐，他却四脚八叉地躺在那里睡大觉。这时有一个带少将领章的军官看不下去了，捅了他一下，说声：“起来，让这个小朋友坐下!”这个家伙揉揉眼，正待发作，一看是个少将，便软了半截，抬起身来，我才有了真正的座位。乘客们互相交谈起来，我才知道他们绝大部分是军政公教人员，那位少将叫周上，是国民党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的高参。他见我沉默不语，便主动向我问这问那，当他了解我的情况后，非常高兴，说我爱国，是一个有志气、勇敢的孩子。此后竟与我形影不离，和我聊天，带我一块溜达，一起吃饭。他没有官架子，和乘客中每个人都谈得来，又是全车中官阶最高的，无形中成了全车乘客的代表和领头人，那个押车员就老实一点了。有一次他私下悄悄地问我：“周先生是你什么人?我说是路上刚认识的”，他摇摇头，表示不相信。不过他看到周上特别关照我，便对我也客气起来。
在我从沦陷区逃出之前，想像大后方一定是充满了同仇敌忾，军民团结，上下齐心的气氛，但越是深入后方，深入社会，就越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前面提到的交通方面的阴暗面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有一次车停褒姒铺(现今的褒城)，周上邀我到一家饭馆吃饭，邻桌一伙人正在划拳喝酒，不知什么缘由，饭馆老板把他们惹恼了，其中一个穿警察制服的人一抬手把饭桌翻了个底朝天，酒菜全洒在地上，口口声声：“老子在前方抗战……”，老板点头哈腰，一个劲儿陪不是，他却不依不饶，声言要把老板抓走。旁边有人悄悄告诉我们，他是汉中公安局局长。周上听了，摇了摇头，站起身来到邻桌去劝解，那位局长一看是一个带少将领章的人，先敬了一个礼，周给他一张名片，他态度立刻缓和下来。周上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一方面劝那位局长“不要和买卖人一般见识”，一方面叫老板另外给他们备一桌酒席，老板连声答应，一场风波就此平息。事后，周上对我说，要不是他在场劝解，那个局长真能把老板抓起来，一桌酒席，破财免灾，也算值得。周久居宦海，处事圆滑，这样处理，既给局长留下面子，又解了老板的围，在一般国民党军人中，也算是比较难得了。据后来他的一个朋友给我的信中说，周“因与当道意见不合，已弃官从商了”。
车到绵阳，在涪江之畔我与周上告别，提着小包袱，满怀希望地向我此行的最后目标国立第六中学走去
胡维兴
1924年9月生，山东利津人，中共党员，地质矿产部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室主任，研究员。1950年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大学本科毕业。曾任中国地质学会区域地质和成矿专业委员会常委、天津市地质学会副理事长、地质矿产部《前寒武纪地质》编辑委员会主编。（胡维兴 简历 – 名人简历
个人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