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雪：长安十日（2022-01-15再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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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小炒君 小炒说 2022-01-09 17:44
小炒注：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2022年1月4日，2022年第一个工作日，一篇《江雪：长安十日》的公众号文章刷屏朋友圈。
这是第一位站在百姓生活角度来纪录西安封城众生相的人，是一位真的勇士。
1月7日晚上我去看时，文章的点赞量是4w，阅读量至少百万起步，这还不包括其他公众号的转载和其他平台的转发。
文章被删的同时，与江雪个人相关的一些网页也在消失，因为我1月7日查阅到的相关网页，在今天显示“页面不存在”。
我的写作欲瞬间产生，如此有良心的稀缺人物，必须让更多的人知道她，了解她。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消失于荒野。
1理想主义者的诞生
在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的官网上，江雪出现在“校友风采”一栏中。在《长安十日》之前，江雪已经成为母校令人尊敬的知名校友。
不仅如此，她在2015年作为知名记者，在国内顶尖高校南京大学办了一场讲座，讲座内容至今悬挂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官网上。
江雪能够得到母校和名校的推崇，无外乎她的名片：坚守良知，选择良心。
江雪，女，1974年出生，1996年毕业于西安的西北政法学院行政法专业，法学学士。
雪的真名叫张文敏，江雪是笔名，这个名字，来源于柳宗元的名诗“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句诗的意思是一位渔翁独自在大雪纷飞的江面上垂钓，传达出柳宗元尽管遭遇挫折，处境孤独，但顽强不屈、傲岸清高的精神面貌。
事实证明，江雪的一生，没有辜负这个名字。
江雪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国企做法律顾问。与很多应届毕业生一样，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知道自己不要什么。
在那家企业，她的同事都在练酒量，好出去拉关系。当时流行一句话，“大盖帽，两头翘，吃完被告吃原告”。江雪知道自己肯定不会在这个地方久留。
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1998年初，江雪决定去读一个中文研究生。在骑自行车去报名的路上，正好看到一家报社在招人，大玻璃的广告词挺文艺的，“我的透明的华商报”。
江雪喜欢写作，一直希望做与公共利益有关联的事情，华商报的宗旨是：提供真实的新闻与信息，把普通人生活中的问题放在重点位置，这正合江雪的意。她果断去应聘，放弃了光鲜的国企工作。
江雪似乎命中注定属于华商报和记者行业，这个应聘改变了她的一生，也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
华商报创刊于1995年，当时改革开放正浓，市场化媒体处于黄金期的前夜，许多媒体人都有一种意识，做一份让民众喜欢的报纸，一批报纸应运而生。
1998年3月江雪加入华商报时，是报社的好时代。那时还没有互联网，报纸成为民众接受时事讯息的最主要渠道，报界很快迎来黄金年代。一有重大突发事件，往往各家媒体同时出动，争相报道，很多禁令就这样被冲破了。
24岁的江雪就职于社会新闻部，这是华商报的核心部门之一，江雪经常跑在社会突发新闻的第一线。
当时的报社实行市场化运营，自负盈亏，必须要有公信力和吸引力，才会换来订户和广。华商报主打的招牌是：关注公民权利、弱势群体以及社会中的不公。它不仅积极报道社会新闻，还设置热线电话，市民可以提供新闻信息，线索一经采用都有奖励。
公众对这方面的需求是旺盛的，华商报很快就迎来一波野蛮生长，一年就可以发行四五十万份，成几何倍数增长。华商报后来居上，很快成为西安报界的翘楚，处于生机勃勃的开拓期，整个传统媒体行业也处于蒸蒸日上的上升期。
江雪赶上了行业的好时代和好企业。
江雪这个时候主要做的是信息采集工作，但是见过那么多的悲剧和不公，她开始不满足做简单的信息采集和信息发布。江雪隐隐约约觉得这些事件并不是孤立的，背后可能是社会机制的问题，于是她决定去做深度报道。
这既是窥探深层次原因，也是一个启蒙的过程，当然，也是最难的事情。
2002年，江雪28岁，在华商报工作4年。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她，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成名之作。
2名记的炼成
2002年8月18日晚，延安市宝塔区张某夫妇在家中看了“黄碟”后入睡，当地派出所民警突然闯进门来，将张某带走。万花山派出所一开始处罚3000元，一番讨价还价后才降为1000元。张某交完罚款后被放回家。
这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民事案件，谁也不会想到，它会闻名全国，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标志性事件。
事情本来到此为止，不料时隔两个月后的10月21日，张某突然被派出所以涉嫌妨碍公务刑拘。民事案件，上升为刑事案件，这就非同小可了。
江雪觉得此事蹊跷，进行了持续关注和深度报道。
原来，当初4名民警进入张某家中时，双方发生冲突，致使一位民警的手被打肿，另一名民警的衣服被抓破。这就是“涉嫌妨碍公务”的罪名来由。
在打给华商报热线电话的市民中，有80%认为这是报复行为。江雪于是发表了《夫妻家中看“黄碟”违法吗》，不曾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吸引了全国几乎所有媒体的关注。
最终在全国滚滚质疑之声中，11月5日张某被取保候审，2002年的最后一天，延安宝塔公安分局向当事人赔礼道歉，一次性补偿当事人29137元，万花山派出所所长因此被撤职。“黄碟事件”终于画上了句号。
在“黄碟”事件中，限制公权力第一次得到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基层执法过程中的“收入”指标也得到了曝光。于是，这一起微小事件，成为人们至今提起的经典案例。
江雪因此报道获得《南方周末》“2002年传媒公众服务杰出表现奖”，以及中央电视台“2003年中国记者风云人物”，一共8人获奖，与江雪一同获奖的有最先报道孙志刚事件的陈锋，还有与非典病人面对面的柴静。
2015年，时隔13年，江雪再次谈起“黄碟案”，她有了些新的思考，“十年前，大家讨论公权和私权的界限，好多法学专家谈对警察权力的限制。但是过了这十年，警察权没有得到约束，反而有一种更泛滥的倾向，但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对此不可能再有更全面的讨论了。”
自此之后，江雪成为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
她的热线电话不断，投稿不断，当然还有感谢信不断。
我在网上找到这样的一封读者来信：
江雪记者：你好！我是一位古稀的老翁，虽然我们不曾相识，但多次从《华商报》上看到为了捍卫法律的尊严，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你那大气磅礴、澎湃激荡、一身豪情替老百姓鸣冤叫屈的神笔，使那些违法者魂飞丧胆；你那妙语连珠、锋芒犀利的文章使我深受教育和鼓舞；你在是非曲直面前开诚布公、直言陈述，坚持正义，支持弱势群体，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实际上，在“黄碟”事件之前，江雪已经有了好几次勇敢的深度报道。其知名度不如“黄碟”事件，但困难度和示范性不输前者。
《陕西第一贪周长青庭审纪实》、《全国首例性骚扰案波澜再起》、《枪下留人赶在行刑前4分钟》……都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特别是2002年4月29日，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看守所里一名叫董伟的犯人即将被拉到刑场，执行枪决。然而，就在距离正式执行还仅剩下4分钟时，法官却接到紧急通知，死刑暂缓执行，原本判定故意杀人罪的董伟被继续收押，等待复核的结果。
这起现代版的“刀下留人”，当时并未引起全国注意，但江雪觉得意义重大，她重新走访和梳理，在7月12日发表《枪下留人赶在行刑前4分钟》，立马有百家媒体争相转载，给全国人民上了一堂法治课。
江雪早就是华商报的“明星记者”。
在华商报的群众来访接待室，来找江雪的人总是最多的，除了找她主持公道以外，还有一些人单纯就是想认识她一下，有点像现在的追星了。
而江雪并没有因为自己名气的提升而摆谱，始终保持了质朴的本性。
农村的女娃找她投诉，在西安城里找不到落脚点，江雪直接把来访者接到自己家住；
有老汉向她反映问题后，没钱住店，在饭店蹲一晚上，她含泪请老人吃饭，并给他垫了路费；
在同事面前，她从不提过去的成就，总是想着挖掘下一个法治案例。
她当时也仅是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女人，但她执着为弱势群体发声，真的是小小弱女子，铁肩担道义。
看到她这些20年前做的事，就不会对她现在发表《长安十日》感到惊讶了。
3不忘初心
成为华商报无可争议的头牌记者后，江雪继续深入新闻第一线。当她看到自己的勇敢报道能切实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和带动社会进步时，感动了别人也感动了自己，她的劲头更加足。
那时陕西乃至全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不管有无禁令，她说自己“见缝插针，尽量去拓展边界”。“超级玛丽组合”煤气中毒事件、聂树斌案、“7•23”动车事故、乌坎村事件、北海律师案、南周事件等，她的报道都没有缺席。
江雪开始感觉到，做一个记者其实是可以和这个国家的脉搏同频共振的，这个国家在进步，媒体人在中间扮演角色。
2008年5月17日，江雪前往采访汶川地震的受灾群众，到了现场，江雪发现到处都惨不忍睹，有的记者就直接说受不了，不能再做采访，会觉得采访是一件残忍的事情，而记者痛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江雪才知道，自己看到的媒体报道只是冰山一角，根本无法展现现场的灾难程度。
江雪真实地感受到一种责任意识——到了现场无论有多惨不忍睹，都要把真实看到的处境反映出去，这样才能调动政府的力量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公益力量，让灾民们得到救助。
2011年，江雪担任华商报的评论部主任，通过点评时事和访谈知名人士来拓展言论空间。
江雪的职位提升了，但她此时或许不知道，媒体行业即将迎来下沉时期。
第二年，西安就爆发了反日915事件，一位大汉直接用金属锁把日系车主李建利砸晕。本地报纸被禁止报道此事，江雪无法视而不见，直接与李建利见面。他弟弟补充说：“前几天有人要给我一个日本的什么东西，我都不敢用，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帮人会冲进家里，说我用日本的一个什么东西。”
她很快就在微博上发了一篇《9·15西安之痛》，被许多人转载和评论。
之后她和王天定老师（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向西安市公安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公安机关公布关于此次事件的相关资料，但并没有结果。
2013年1月，《南方周末》新年特刊被广东省委宣传部改动，该报记者在微博表示抗议，这就是沸沸扬扬的“南周事件”。1月6日，江雪刊发了评论文章《南周献词缘何酿成公共事件》，委婉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我们的媒体管理思维，已到了亟待改革的关键时刻。正如1月5日新华时评中所说：‘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而刻意回避问题也恰恰是改革攻坚期我们所遇到的一大难题。比鸵鸟更甚之的是，将头埋进沙子后还用公权力恫吓和压制私权利，造成问题扩大化。改革就要直面问题，改革就是解决问题。”
“需要重申的是，媒体不是洪水猛兽，类似《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或许有时候所说所言，对某些领导干部而言，会有些刺耳，但是，忠言逆耳利于行，媒体行使的是宪法赋予的批评权。这个国家的点滴进步，离不开媒体富有善意的批评和建议。”
时代变迁，江雪的媒体生涯迎来转折。
2013年8月，40岁的江雪辞去评论部主任，选择重回记者，与新闻第一线保持联系，这种选择，相当于一个中年人放弃管理职位，去做一线业务员。这种世俗的背道而驰，彰显了江雪的理想主义本色。
辞职的直接原因是一个月前，她接到了指令，以后不能再去谈那些民主法治这一类议题，“你可以谈论菜篮子这种民生议题，为什么去触碰那些？”
不愿妥协的她，果断辞去管理职位，评论部并入深度新闻部。
因为她觉得，保持个体的独立性是很重要的，在这样一个大时代背景里，隐藏着无数可以打动社会的故事，需要更多更勇敢的记者去纪录，不能让它们埋没于时代荒野之中。
事实证明，江雪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微弱的个人力量无法抵御时代洪流。江雪并非达官显贵，她出身普通，现在也是普通的民间记者，她的逆势而行就如同她的笔名“江雪”那样，遭遇挫折但顽强不屈，除了彰显自己的高风亮节，无法再进一步去改变什么。
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哀，她那时必然是痛苦万分的！
其实，江雪的记者事业，始于一个好时代。1998年正是热火朝天的改革开放，2001年入世直接将媒体推向市场化的黄金时期，之后的10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时期。2013年的“南周事件”，实际上是一个时代信号。
2015年，江雪做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选择，她选择了辞职，去做独立记者，也就是说，离开工作了17年的华商报，自己单独去写东西。
辞职的原因江雪自己也说了：
“我们未曾苟且。而其实，我们又把玩文字，谨小慎微。我们批评公权，并意图建立人心，然此时代，最好的文字命定不会出现在纸质的报章上。版上文字，早已经细致推敲，被我们拿捏在一个相信可被容忍的程度。”
既然这个机构已经从平台成为束缚，那就只能摆脱它了。
这一年，江雪41岁，已经是全国闻名的媒体人，时常被邀请去做讲座。
也就是这一年，许家印正在疯狂扩张，李嘉诚正在加速甩卖。时代看似没有变，其实已经变了。
但是，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江雪。
4为了独立
江雪辞职没多久，2015年12月17日，华商报宣布解散深度新闻部。她在深度新闻部做了10多年记者，又在评论部担任了2年主任，评论部后来并入了深度新闻部。这是她迄今为止几乎全部的职业生涯，现在，这两个部门都不复存在。
老天似乎有意让江雪彻底死心，了无牵挂。
江雪从从华商报的助理记者，一步步成长为报社的招牌，然后在2011年晋升为评论部主任，个人事业的发展，与时代进步密切相关。
然而当她本应该在媒体行业大展拳脚时，2013年辞掉评论部主任，2015年直接离开华商报。个人名气在提升，但事业在“下滑”。
这一进一退，又透露了多少无奈？
江雪离开机构，选择做独立记者，她的很多朋友都是反对的。姑且不说世俗的个人生存，仅对媒体而言，离开了机构，没有经费的支持，自己怎么去报道？
就算自己花钱去报道，写出来的稿子，没有机构流量的支持，读者群体势必大为缩减，而且这些读者又有几人愿意打赏？读者范围和经济收入都大受影响。
这些问题江雪自己当然清楚，但她认为，对于媒体人而言，独立与自由才是最根本的底线和最重要的价值。与这相比，流量与经费都是靠后的。
江雪，真的是人如其名！
2015年，江雪注册了个人公众号“雪访”，在这里，她说了一句内心独白：
“做记者和评论编辑十多年，我在这条路上改变了自己，最终成长为一个自己还不算太讨厌的人。”
她打算在这里自由表达，开始自己的独立媒体人道路。
第一篇文章《阿潘探夫记》，阿潘，一位知名维权人士的妻子。
她接着写了另一位妻子，律师浦志强的夫人孟群，名为《一个妻子的这一年》。
《再见革命：列宁、俄罗斯王子和我的家族史》、《被屏蔽的无名者》、《在路上 同时回到故乡》、《石节子：一个村庄的叙述与邀请》…
但是，她的这些文章，很多平台不敢发表和转载。公众号的打赏也很少，她实际上靠积蓄在支撑自己的理想。
或许，这就是自由的代价，自由就是要伴随着一股清苦。然而，即使这样，当我今天去搜索时，只搜到了“小雪访”，签名是：“雪访”还在这里。
小雪访“雪访”还在这里。独立媒体人江雪的记事本。1篇原创内容公众号
也就是说，“雪访”被和谐了。
而且，“小雪访”的更新停留在了2018年1月16日。
基本可以判断，江雪的独立媒体之路，失败了。
从2013年辞掉评论部主任，到公众号失败，这10年，是江雪的媒体事业失意的十年。
一个曾经闻名全国的媒体人，被步步紧逼到墙角里，几乎没了立足之地。
最近几年，从网上的搜索结果来看，与江雪相关的信息，并不是她的新闻报道，而是她接受访谈。
一个媒体记者，本应去采访别人，结果自己成了采访对象。
江雪，一不小心，似乎活成了“标本”。
直到《长安十日》，这个“标本”似乎活过来了。
然而，从目前来看，她似乎又要重回“标本”了。
小结
2015年9月，江雪在南京大学的演讲中，结尾是这样的：
“我觉得，心里面的火很重要，也许你们将来不做新闻，但仍需要给心灵的火一种关切与热切，这个东西，哪怕世界再坏，别人是夺不走的，因为它是属于你自己的生命光彩。”
我想，这就是她坚守和选择的原因吧，尽管代价并不小。
据说，江雪从2020年就开始学习制作纪录片，她要用高清DV亲手拍摄一部属于自己的纪录片。
我们还能看到吗？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说：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说的这段国人耳熟能详的话，其前一句话是：
”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 ‘自欺力’，‘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江雪，配得上中国的脊梁，配得上自信的中国人。网络上，少一些吴克敬，多一些江雪，那该多好！
江雪，真名张文敏，全国知名媒体人，曾荣获央视“中国记者风云人物”，一直在坚守，值得大家铭记！
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以后还能看到江雪的新作品。
哦，差点忘了说一句：江雪，谢谢你！
—END—版权所有，欢迎转载
作者：Will Edmonds，
CNN更新于 2022 年 1 月 3 日 0921 GMT （1721 HKT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汤姆·斯托尔特曼蹲下来捡起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阿特拉斯石，一个210公斤（近463磅）的球形庞然大物 – 比直立钢琴略重 – 并将其提升到肩膀高度的平台时，他知道这是他和成为”世界上最强壮的人”之间唯一的东西。这是最后一次提升，在最后的活动中，在为期一周的艰苦挑战中，旨在测试人类力量的上限，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巨人参加各种试验，从推动20吨重的火车以获得最大速度，到深蹲320公斤（约705.5磅）以获得最大重复次数，再到投掷33磅重的桶以获得最大高度和许多其他难以想象的力量壮举。最终，冠军头衔归结于两个人：来自苏格兰的2020年亚军斯托尔特曼和四次前”世界最强人”布莱恩肖。斯托尔特曼在阿特拉斯石队战胜了他的美国对手，冠军是苏格兰人。
当斯托尔特曼把巨大的石头扔到平台上时，他转过身来，看到他的美国对手仍然在巨大的球体中谈判。
苏格兰人跪倒在地，同样疲惫，庆祝和宽慰。这位27岁的球员知道他已经实现了曾经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他是”世界上最强壮的人”。
“世界最强人”汤姆·斯托尔特曼（Tom Stoltman）带着奖杯回到了苏格兰的健身房。巨人苏格兰人并没有独自庆祝太久。他立即被在同一场比赛中获得第七名的那个人拥抱在地板上 – 他的哥哥卢克。”我们有点跪下来，说了几句话。这是有史以来最特别的时刻，”斯托尔特曼最近在六月份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取得非凡胜利后告诉CNN Sport-当你考虑到他非凡而不可能的胜利之路时，这场胜利变得更加引人注目。斯托尔特曼患有自闭症，这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其特征是社交互动和沟通困难，通常以受限的重复模式出现。”[长大后]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斯托尔特曼回忆道。”我所有的行为和我正在做的事情，比如在家里，在房子外面，对我的父母，兄弟姐妹等，我认为是正常的。”我以为其他孩子，做着不同的事情，是那些做错事的孩子。当斯托尔特曼成为青少年时，他的社会问题加剧了，直到”我的大脑中突然出现了一些东西”，他决定告诉他在学校里最亲密的朋友。”我站起来，把我最好的七八个伙伴带到一个房间里，说，’看，我有自闭症。”他们说，’看，根本没有问题。我们仍然会因为你是谁而喜欢你。”那天，我的肩膀上卸下了一个重担，我感觉很正常。就像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我在人们身边感觉很正常，他们都像对待他们一样对待我。”那一天改变了我的生活。当我对自闭症持开放态度时。
汤姆和卢克·斯托尔特曼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兄弟。读：马拉松跑步让他”完全耗尽”。然后他成为了一名强人
不久，少年斯托尔特曼跟随他的哥哥卢克来到了当地的体育馆，卢克已经参加了强人比赛。”我是一个瘦弱的男孩，没有太多的信心，卢克说，’来健身房吧。所以我去了我当地的健身房，讨厌它的每一分钟。我不喜欢那些盯着我看的人。但我继续前进，继续推动自己，卢克继续推动我。”我知道他显然是这个国家最好的，所以我一直想试图接近他。他是一个更大的兄弟。我只是想拍打他，每次都咬他。斯托尔特曼可能很瘦，但他并不小。这位年轻的苏格兰人身高六英尺八英寸，有着惊人的胃口，这很快成为他新发现的生活方式的关键，因为需要”膨胀”。”甚至在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带四五个三明治去学校吃午饭。很多水果，还有一些糖果。除此之外，我还会吃两三个零食。
汤姆·斯托尔特曼（Tom Stoltman）于2019年10月在阿联酋迪拜参加世界终极举重比赛。十年后，为了让他的身体为无情的训练和比赛做好准备，斯托尔特曼通常每天摄入超过10，000卡路里的热量。当他开始专注于自己不断增长的力量时，斯托尔特曼发现他的自闭症被证明是一种宝贵的资产。”患有自闭症和[去]健身房是相辅相成的，”斯托尔特曼回忆道。”当你在健身房时，你需要一个例行公事。显然，当我找到”强人”时，这都是例行公事。”你每天都在醒来。你每天都在吃同样的饭菜。你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而且你每天都要在同一时间去健身房。然而，他对提高表现的不懈追求带来了挑战。”Sometimes, if I missed that lift, I’ll think about it for 24 hours or not talk to my wife. I’ll be in a really bad head space. So there are positives and negatives with it and I still struggle with the negative side of things.”
A lot of muscle needs a lot of food … as much as 10,000 calories a day for Stoltman.READ: Powerlifter Karenjeet Kaur Bains ‘found a love for being strong.’ Now she wants to inspire more women to take up strength sports
In 2016, Stoltman’s mother Sheila succumbed to cancer. His biggest fan, Stoltman made a vow to her before her untimely death.”I made a promise to my mom before she passed away that I would win ‘World’s Strongest Man’ for her and also be [a] kind gentleman and a man outside of the sport as well.”The nearly 400-pound giant smiles as he ponders how she would have reacted to his victory.READ: Sam Holness hopes to use autism ‘superpower’ at the IRONMAN World Championship“她会尖叫，她会完全精神上，”他说。”她会从天上尖叫。斯托尔特曼登上世界强人之巅是三年战略的一部分，他准确无误地实施了这一计划。2019年，他告诉强人”巨人现场”巡演：”我会在两年后赢得它。我想明年登上领奖台，然后在后年赢得它。
尽管斯托尔特曼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得不克服人际关系，情感和身体上的障碍，但他的旅程使他拥有积极的前景，可以传递给其他自闭症患者。”我总是对年幼的孩子和年幼孩子的父母说，要把它当作一种超能力。你知道，我们是不同的。但现在，我们的优势与那些没有区别的人相比。我们有一个超级大国，他们没有。
朱诗琦 传媒特训营2022-01-04 22:14
因一篇《长安十日》，前媒体人江雪再次回到公众视野。江雪是谁？《传媒特训营》特邀江雪的好友、财新传媒主笔王和岩描述她眼中的江雪——
江雪，因持续报道轰动全国的“夫妻黄碟案”，2003年记者节荣获CCTV全国八大风云记者。早年间，江雪在华商报供职，专注民生问题与法治报道，曾是华商报首席记者。
追求更自由的表达，是江雪的初心。当新闻报道空间不断压缩之际，她转身至华商报评论部，带领数位志同道合的同仁，致力于言论空间拓展，华商报评论一时风生水起。2013年夏，江雪被告知不能再谈民主法治这一类议题，于是，她辞去评论部主任一职，做回记者。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舆论空间日趋逼仄，2014年，江雪挥别离开供职17年的华商报，一度入职财新传媒。几经思虑，江雪毅然选择彻底离开机构媒体，做一名独立的时代记录者。她在受访中表示，离开媒体，不是为了转型，而是期待更自由的表达。她创立自媒体“雪访”，走访上世纪六十年代著名的“星火事件”蒙冤者，记录时代异见者曾经的勇毅与凋零的苍凉；披露身陷囹圄的维权律师家人的抗争与坚持……几乎每篇都引发广泛共鸣。但由此带来的是“雪访”的几经转世和终被消亡。
接触过江雪的人都或多或少感受到，这些风险与敏感并存，情怀与责任同在的表达背后，是她的温润，她的包容，她的与人为善。
财新传媒主笔 王和岩
2022年1月4日
本文原刊于《凤凰热追踪》2015-12-22 第446期
作者：朱诗琦
她选择的是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在新闻业衰败的背景之下，回身走入更为彻底的新闻人角色中。
离开媒体，创业，媒体圈近几年频繁上演这样的戏码，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传统媒体的寒冬已经到来，悲观的人干脆宣判整个新闻业进入寒冬。
而对江雪这样的资深调查记者来说，她的理想仍然坚定，却发现自己正在失去媒体的平台。在很多人离开，更多人焦虑、迷茫、蠢蠢欲动的时候，她也面临着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不转型？
如今，江雪也离职了，也“创业”了。但其实，她选择的是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在新闻业衰败的背景之下，回身走入更为彻底的新闻人角色中。
今年6月，江雪创办的个人微信公众平台“雪访”开张，第一篇推送便引发媒体与公众关注，此后连续数篇文章，几乎每篇都能成为热点。
所有人都在说，时代已经变了。作为经历过传统媒体黄金年代的70后媒体人，江雪选择了新媒体，别人看来，她是在“创业”，可这种“创业”，前方并不会有融资或者广告投放等利益，反而要消耗个人积蓄，甚至可能给她引来麻烦。她说，自己不过是换了个平台，去守自己没被时代潮流裹挟的理想——记录这个时代。
在路上
甘肃省东南部一个小县城的午后，老人们围坐在与县委办公楼一条马路之隔的商城广场上，晒着太阳，闲聊，他们的年纪至少在60岁以上了，有几位杵着拐杖，衣着整体偏灰、偏暗，在行人来来往往的街边，整洁而体面地坐着，自成一体。
“他们会不会知道点什么？”刚拍完对面县委大楼照片的江雪突然停下来问我，然后步伐轻快地走向老人，找了个空当，坐下和他们聊天。
那天我们去寻访一位当年“右派”的后人。这只是她诸多计划之一。她的行程表上排好了一个接着一个的地点，笔记本列满姓名，联络、寻访、书写。每一个选题，都意味着要在不同的地点辗转，见不同的人，而她手头还有好几个题尚未开始。“对我来说，不再是媒体机构要求我来做这个选题，而是我内心认为，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她说。
这是她从事了快20年的职业——作为记者，现在成为她的事业——作为一个离开媒体机构的独立访问者。早在2003年，调查报道繁盛的时期，江雪就和王克勤、陈锋、柴静等一道，罕见地被央视评为当年的“八大风云记者”。最近几年，她由记者转做评论部主任，并又做回记者。在华商报这份西北地区影响力最大的都市报，她一留就是17年。调查记者圈，生于西北并且始终留在西北的“名记”，她似乎是唯一的一个。
辞职后，有朋友劝她：你要创业就创业，不要去写一些敏感的议题。母亲有时候也会说，你不要忙着创业挣钱，要注意身体。
这种误解让她有些好笑：“不是说开一个公号真的就在创业。我其实并没有转行，我还是媒体人，只不过是平台变了而已。”
同行纷纷转型，做公关，或者创业，也有做公益的，即便留在媒体机构，也多半是管理层，即便仍在一线采编，像这样自费盈亏还乐此不疲的，估计也就她一人。
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在做出自己的选择，她谈起那些选择离开的同行，“他愿意去探索新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好。虽然媒体界如今花果飘零，但是一个真正的媒体人，也会带着他的价值观、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到其他行业，开枝散叶”，“如今媒体空间越来越狭小，媒体人再待着真的很难受。很多人也不愿意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也希望有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是可以理解的”。
我说，也许有的媒体人转行是不希望被这个时代抛弃，他们觉得过去那种内容生产方式已经过时了。
她很难认同这种观念，皱眉想了半天，说：“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是想去赚钱，说直白一点，我们需要更多的钱。我这样说会不会有点贬损人家的创业激情？有些人确实是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也有一些人想要另外一种人生吧。反正我心里真的对创业什么的没兴趣。我不是因为别的，我愿意去研究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况，这中间还是有乐趣。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会怎么样？我的孩子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比较关心这些。”
她的好友、同为记者的王和岩提醒她：没有机构了，你就失去了保护。这个问题在江雪看来却并非核心：机构在保护你的同时也会限制你。而她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所写的东西并非都很敏感，不过眼看着言论环境更坏，也只能“自己特别注意，尽量把握风险”。
对于这种矛盾，好友谌洪果曾建议：“做新闻是她最大的兴趣。我是觉得，做哪一个新闻，无所谓，为什么一定要做自己的满意的选题？我们搞法律研究，有时候也得切实实际，不能说想要的选题都可以做。但是她在这方面有时候有点倔强，觉得就是要自由自在，选题不需要别人的制约。”
“这方面她有一点点随性。”谌洪果说，“当然，她要是不随性，也不会去选择做那些有风险，媒体可能也不关注的选题。中国的现实环境比较残酷，在这种环境下做选择，坚持做一个记录者，需要一种很傻很天真的精神。”
做记者
江雪留着长发，第一次见面时，穿了一身深棕色开衫毛衣配上枣红围巾，就像她的笔名江雪所传递的——温和而充满文艺气息。不止一名见过她的人在文章里提到这种反差，他们没想过做调查报道的记者看起来会如此文静、内敛。江雪对自己的描述是：“不太激烈，但是比较坚定，不会轻易退缩。还算是个一以贯之的人。”
记者并不是江雪的职业生涯的开端，1996年，她从西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和许多毕业生一样，并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她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不回老家，不进公检法。
“我的同学实习的时候就开始练酒量，出去要喝酒。那个时候流行一句话，‘大盖帽,两头翘,吃完被告吃原告’。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地方格格不入，你让我去拉关系、去跟人喝酒，我难以想象这个事。”她笑，“如果那时候有死磕律师的话，按我的性格，说不定就去做了。”
一个更准确的描述是，她想做跟公益有关的事。谋生、逐利，这些事好像天然地不在她的兴趣范围之内。但这是日后才慢慢清晰的想法，在当时，她去的是一家国企，做法律顾问。
她记得，第一天报到，她在路边吃了碗凉皮，对面的厂房灰蒙蒙的，那就是她即将工作的地方。那天她就确定自己不会久待。一年半后，她便去了华商报。
华商报创刊于1995年，1997年改版，后来居上，成为西安报界的翘楚。江雪去华商报是1998年，正是报社最有生气的开拓期，也是整个传统媒体的上升期。
从那时往后，传统媒体有过一段黄金时代，那也是调查报道的黄金年代，全国各地的记者保持着联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那时有重大突发事件，往往各家媒体同时出动，媒体人相互支持，很多禁令也是那样被冲破了。
江雪喜欢做记者，起初是因为这是一份靠写字挣钱的工作。此后，文学青年的那一面被渐渐打磨，法律人的底色逐渐显露——关注公民权利、弱势群体以及社会中的不公。
她成名于2002年的延安黄碟案报道，当时延安一对夫妻在家中看黄碟，遭遇警察闯入并被带走。江雪和同事对这件事做了持续半年之久的追踪报道和评论，这个事件本身也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和讨论，焦点在于——公民私权与国家公权的边界。
凭借那次报道，江雪获得《南方周末》“2002年传媒公众服务杰出表现奖”以及中央电视台“2003年中国记者风云人物”。
时隔13年，再次谈起“黄碟案”，江雪说，她有了些新的思考，“十年前，大家讨论公权和私权的界限，好多法学专家谈对警察权力的限制。当时对警察国家的批评，我认为还是比较充分的。但是过了这十年，警察权没有得到收束，反而有一种更泛滥的倾向，今年，你看庆安事件中警察开枪，明显能看到警察权力已经有放纵的危险，但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对此不可能再有更全面的讨论了。”
她说，以前身处其中，不觉得那有什么，叫上同行、想方设法突破现场、突破禁令，在当时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几年传统媒体在体制和资本的双重压力下急剧衰落，公共空间愈发缩小，回想过去，才意识到那时候真的是黄金年代。
能做事的时候， 要利用那个环境去做事
当事人拒绝了采访。那人曾经是热血青年，经历过被打为右派、同伴屈死的过去，现在人老了也过上了大体如意的生活，说：不想再提起过去的事。
对这种情况，江雪通常表现出理解以及耐心。她的忧虑藏在表面的淡定背后。“我其实很羞愧，我今天还坐在这里，没有去行动。”一次在咖啡馆聊天时，她突然说。这是她难得表露出内心的着急。
谈到过去，她时常谈起的是评论部两年的“痛快”。2011年7月，江雪由记者转做评论部主任。她希望的是：搭建一个凝聚本地和国内知识人价值认同的平台，尽可能地拓展言论空间。她觉得，在今天，对一家报纸的评论版来说，呼唤民主、法治，批判公权依然是最重要的职能。
那时西安乃至全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不管有无禁令，她说自己“见缝插针，尽量去拓展边界”。从“7•23”动车事故到乌坎事件、北海律师案、南周事件等，她主持的评论都没有缺席。
在西北的这份报纸上，登过贺卫方、杨继绳、崔卫平、笑蜀、袁伟时等人的访谈。那个时候，她的好友，当时西安外国语学院新闻学院的院长王天定，和西北政法大学的“终身副教授”谌洪果常会邀请一些人去课堂给学生们讲课，这些内容会被江雪发到华商报评论版。“这也是公民社会的一种互动。” 稿件往往要删掉一些东西，但她会去争取，尽可能保留更多。
碰触一些禁忌的议题时，江雪会受到由上至下传达下来的压力，时不时的，也会有人给一个暗示，各种各样的暗示，提醒她“注意一下”。
2013年7月，她接到了指令，以后不能再去谈那些民主法治这一类议题，“你可以谈论菜篮子这种民生议题，为什么去触碰那些？”然后，她辞掉了评论部主任的职务。
就在几天前，12月17日，最新的消息传来——华商报宣布解散深度新闻部。这同时意味着在江雪离开后，被并入深度新闻的评论部也一并解散。对江雪，这意味着她迄今为止几乎全部的职业生涯。她曾是在深度新闻部做了10多年记者，又在评论部担任了2年主任。现在，这两个部门都不复存在。
“为什么不把媒体仅仅当做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业余做自己想做的事？”
江雪想了下，说道：“其实媒体人受体制的影响是最大的。有时候它会逼到你跟前来，你必须做出选择。艺术家、律师、记者，都是这样，你要有个态度。我也不是一个多勇敢的人，但我会衡量，为了自由，为了独立表达，我愿意承受什么样的代价。比如缺少固定收入这样的代价，是我能够承受的。如果因此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我觉得是值得的。如果要养家糊口的话，那做点其他事也挺好，比如开个小面馆？”。
念念不忘
现在，江雪拿着笔记本置身人群里，她依然像记者一样倾听，像记者一样提问、记录，她的穿着、言行还都是记者。自1998年入行，她已经做了10多年采访，在她的工作状态里，专注、耐心，驾轻就熟。除了不隶属于任何一家新闻机构，她所干的毫无疑问仍然是记者的活计。“其实我觉得我压根没有转型，还是一个记者，还是在路上。”她说。
做“雪访”后，第一篇，她写的是阿潘，一位知名维权人士的妻子。阿潘探望丈夫时，江雪陪在一旁，她说，最初是出于道义上的情怀，想陪着阿潘走一圈。后来她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成了“雪访”的第一篇文章《阿潘探夫记》。
从春天到夏天，她来探视的日子，天空大多数是蓝的。可也有几次，是那种灰，沉闷、空旷，让人心往下沉的灰，她都记录在Ipad里了。
她也拍下了玉闪送她的花，那是他从“号子”到会见楼的路上，偷偷在路边揪下来的。共有6次，阿潘收到了，是那种小小的、长在路边的黄色雏菊。最后一次，被押解的警察发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花了。
她接着写了另一位妻子，律师浦志强的夫人孟群，名为《一个妻子的这一年》。
孟群比丈夫小两岁，也是大个子，1米72。她的丈夫，人称“大个子律师”，侠义纵横，在49岁这年，迎来了这场“几乎是命定的”牢狱之灾。
40多年前，孟群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那时正值“文革”，当中学校长的父亲被隔离审查，母亲去看望他，一路走着，一边剥花生，到了，花生也够一碗了，给父亲煮了吃，然后再回来。
她出生了，父亲起名“孟群”，说，就当群众，其他啥也不当。结果组织上来劝父亲，让改掉这个名字。父亲没改，“孟群”这名字就一直叫到今天。
如今，每个月，她也和母亲当年一样，要穿过偌大的北京城，去原本陌生的地方，来看望自己的丈夫了。
……
2013年，老浦的养母去世。之前，养父和生父都已去世了。在尘世间，他就剩下了这生身的老母亲，所以也格外珍重孝敬。
去年5月，他被抓走，大家都瞒着老人。直到有一天，老母亲看见央视的焦点访谈上，提到了一句他的名字。老人就知道他出事了。
大哥、二哥都来了。大哥也已经60多岁，有高血压、冠心病，担忧着弟弟，身体最近越发不好。都问孟群：最近见过志强吗？可又都知道，除了律师，家属是见不着的。孟群也已经一年四个月没有见到丈夫了。
大家并不怨他。外甥们，侄儿们，说起来，都为他自豪。
……
在家住了一宿，第二天要回北京了。临走，孟群把一串念珠挂在老母亲的脖子上，安慰说：“想儿子了，你就好好念佛。等着他。下次我们一起回家来看你。”她的平静让家人心里也仿佛有点底了。
以一种感性的、故事的方式而非简单的事实罗列，江雪呈现了两位妻子所身处的环境以及精神状况。这两篇可能是“雪访”转载和点击率最高的文章了，部分由于所涉及人物的敏感性。你几乎不可能指望在国内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报道。“这就是没有机构的好处。如果供职于媒体，我无法把这些真实发生的小小的历史片段，变成选题。”她说。
最近一篇是列宁传记的中文译者田保荣，一个囿于题材而迟迟无法出版译著的故事。即便讨论这样严肃的话题，你也能看到这种非常江雪式的细节：
2015年10月，田保荣静静坐在自己那间只有六七平米的书房里。窄小的书架最上头，是父亲和母亲的照片。他们都穿灰布棉袄，母亲嘴角紧闭，父亲留稀疏的山羊胡子，眼神淡漠忧郁。他的爷爷，没有留下照片，“长相大约是和我父亲一样的。”
他们，就是那些在革命的洪流中被卷裹着、如落叶般平凡的人。在革命成功之后，又经历了大饥荒、文革等所有的苦难，在今天，在相片里，静静地注视着儿子和他不能发表的书。
她做“雪访”，按着自己的兴趣先做，然后问问媒体是否愿意发，写浦嫂那篇，首发在亚洲周刊上，稿费算下来只够她的差旅，大部分时候这些选题找不到发表平台。近来国内兴起了几个非虚构写作平台，她拿“大饥荒和右派”的题去问，对方表示“太敏感”。她在微信文章后面添加了打赏功能，二维码上清淡地注上：“独立写作，请长按二维码随意打赏，谢谢！”离开媒体的这大半年，基本靠多年工作的积蓄支撑，“没什么像样的收入”。
“江雪对文本的把控能力，她的多年业界经验，加上业界人脉，可以让她在这样一个时代摆脱对媒体的依附，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倒觉得她可以做这种尝试，试一试说不定也能做出来。当然肯定会很辛苦。”她的好友、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天定说。
他建议江雪更加关注底层、弱势、草根的东西，也更加熟悉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发展方式，比如试着众筹。“从朋友的角度讲，有些选题我不主张她做。但是如果撇开这个层面，她做的这些选题，我都是认同的。”
采访结束后，江雪在微信上发来一段文字：“今天想，自己要做的，就是为真实再垒一块砖吧。这是一个记忆面临着强拆的年代，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说，因为有意无意的屏蔽，人们的健忘，民间话语权的匮乏，被呈现出来的真实太少了。”
那之前，我们曾多次谈过现实，谈论生计、前途这些对一个媒体人或者对从事任何一个行业的人都相当重要的话题。“现在可能就养活自己是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有那么一个小小的解决，就没有什么迷茫了。”她迟疑着，然后很快消解了忧虑，“也许自由就是要有一点清苦。”
她更喜欢提起的是这样的场景：
12月22日，冬至。早晨8点，江雪下了到达西安南站的火车，坐上摇摇晃晃的县城公交，回家。她刚从四川内江采访一位右派老人回来。“采访完，我给老人深深鞠了一躬，我此前从没有这样过。因为，这位老人，当年是为我的家乡人痛陈苦难，才蒙狱20年的。”江雪说。
她说，那一刻，心里有一种很热很热的东西，让她几乎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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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热追踪》2015-12-22 第446期
作者：朱诗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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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记者我们也没办法开通多谢指教，我们回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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