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胡甫臣先生在今晨逝世，发出本文作为纪念。
胡甫臣先生1924年3月26日出生于重庆市。1938年开始在重庆参加学生抗日宣传活动，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高级中学和中央大学经济系（此时迁在重庆）的读书期间，积极参与和领导共产党基层的地下工作。1948年在武汉地下市委领导下以银行职员身份，在新闻系统、既济水电公司、农垦处和中央合作金库等部门，同他联系的党员和群众，进行了保护资产、迎接解放的工作；当时还兼任了重庆《新民报》和《新民晚报》驻汉特派记者，武汉解放时曾巧妙地把解放军入城时的情况向尚未解放的重庆作了独家报道。
1949后任《中南工人日报》编委，《工人日报》副总编辑，《中国工人》杂志副总编辑，《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党组书记。1986年离休。
胡先生是《五柳村》的积极支持者，曾将一批他写的游记、读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笔记和编辑的胡耀邦箴言、保健箴言等交给五柳村发表。现在又结合自己在党的生活中的经历，阅读了许多中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方面的出版的图书和报纸、杂志（均为公开时出版物），写出一批反思笔记。 总题为《一个老党员的反思笔记》，包含:
一、对刘少奇的再认识
二、对张闻天的再认识
三、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认识
四、读薄一波历史著作的笔记
五、关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
六、关于要资产阶级绝种的问题….等等
授权《五柳村》发布。欢迎网友引用、批评、质疑、补充和指正。
五柳村编制日期： 2003年08月19日 。
本文也是甫臣先生在五柳村发表过的一篇遗著。
我母亲是旧社会旧式家庭出身的普通家庭妇女，本来没有什么好记的。她活到“文化大革命”后85岁时才去世，在她那一代人中，也算难得的长寿了。但她具有中国家庭妇女的某些典型的习性和品德，她的形象经常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的脑里。她走后这些年，尽管自知文笔苯拙，很难把她那栩栩如生鲜活的形象描写出来，但一直还是总想把她用文字记述下来。
“药 王 菩 萨”
母亲嫁到我们家，从被称为二太太到被称为二老太婆，好多亲戚因为她总叫人吃药，总要给人医病，大家多用亲昵地给她取的外号称呼她。什么“药王菩萨”、“药娘娘”、“药婶”、“药妈”……周围庄户人家则多尊称她为“药王菩萨”。叫来叫去，“药王菩萨”这名字在周围几个乡里就叫开了，以致后来胡家的人也叫起来了。记得我小时候还未上学，有一天来了一个长胡子的“叫花子”（乞丐），一到大门口就看着我打起“莲花落”：
这位少爷眼睛鼓，
长大习文又习武；
你家太太心地善，
赏肉赏饭还不算；
看你病了还赏药，
真是药王菩萨下凡来……
我当时又觉得好玩又觉得奇怪，他“打”莲花落怎么把我们家的人都“打”进去了？其实，乞丐的莲花落都是即景随口编出来的。为讨赏，自然都是恭维的词儿多。但对一些恶富人家，也有贬语、幽默甚至责骂的段子。母亲给他端了一碗饭打发他走后才告诉我：“这个老叫花子每年都要转到我们乡一两次，每次来后都睡在对门鹰嘴岩的山洞里。去年那次来后，一睡进岩洞就病得起不来了。隔壁李二哥下地看到了，我给他熬过两碗药要你给他送去，等你给他送第三回时，就没看见人了。阿弥陀佛，今年他又来了，还记得你给他送过药，你自已倒忘得干干净净。那回的药看来还送对了，他才吃两回就好了。”有人在附近万寿桥乡那边听到过他专门为胡家二太太编的一个小段，他把母亲送药的事一编进他的莲花落，这几个乡的人便都晓得了。
有一回，我们远房有个叔父得了“湿瘟症”，这是重庆地方因雾大雾多气候潮湿很容易得的病，弄不好就会转为伤寒，得病后很不好医，还特别容易反复。重庆有好几个著名的中医都是因为善于医这种病才出名的。这个叔父因为病重，相信西医，住进了重庆一家著名的外国人开的医院。母亲听说已报病危，急急忙忙准备去作最后告别。她赶到医院时，大夫已决定要把病人推往停尸房了。她坚决不让，要求要等病人完全断气后再推去。在忙乱中，她主动提出去为病人买棺材。她走了好久，发现自己已走过了棺材铺。便又赶忙往回走，又走过了。她突然感觉，我对这条街，对这棺材铺，这么熟悉，怎么会老走过了呢？她本来就信佛、信神，突然一想，莫不是这病人不该死吧。她回到医院，果然病人还未断气，还在病房。但医院已不同意收留这个病人。我母亲断然提出，那我们走，到我家去，我们找中医治。我这叔叔家在场的人，本已焦愁得无法可想，只好听这位二嫂的安排，让她把死人当活人医吧。
在医院一切听医生的，到我们家后，一切听我母亲的。经过一个多月，居然完全好了。这一下在胡氏大家族中，大字不识几个的二太太把人从洋人医院停尸房拉到家里救活了，这不是药王菩萨下凡是什么？！一个妇道人家，敢把快要死的隔房兄弟拉到自己家医治，好大的胆子！好难得的热心快肠！
其实，在医疗问题上，我母亲从来十分自信。自信到常常有十分顽固的偏见，比如说，什么病她都相信自己有办法医好。她不相信西医、西药，对中医她只相信凉药派、温和派的用药，坚决反对用热药补药。小孩要吃个红枣，她认为那属热补性质，绝不允许。哥哥的小孩中，男娃大壮、女孩胡健都是她带大的，胡健这姑娘听话，叫吃药就吃；大壮就犟了，一说吃药就跑、就躲，婆婆可严了，不喝药就要打手板心，打了还非喝不可。实在太苦了，大壮便总是想少喝点，只要喝了一大半，婆婆也就说可以了，赶忙把拿在手里的糖塞进大壮嘴里。在性格上，她从来敢作敢为，她想做的事，很难能劝她转弯的。这次能把这个重病人医好，主要有两条她做得很好：一是重庆医这种病的几个名中医，她都轮流请他们看，并每次都自己陪病人去。她敢在名医面前根据她对病人病情的观察，或者和大夫商量不用某几味药，或者提出要用什么药的建议。大夫们对这位胡家二太太，也从不轻视，总把她当作商量对象。带病人看病回到家里，她还常常根据她对病人病情的判断，根据服药后的效果，参照几个大夫的用药，或者去掉几味药，或者增加几味药。药对了症，药效就好。二是她亲自热心护理，比如，要忌风，就不许出门半步；要忌嘴，她认为不能吃的东西，绝对不准吃；她认为不能多吃的东西，病人苦苦哀求也不行。结果，病情一步一步好转，没有反复。这自然好得快，恢复得也快。
母亲懂药会医，是因为她来自医药世家。我外祖父和二舅父都是做药材生意的，在川药帮口还小有名气。我大舅父自己开了一个中药铺，坐堂看病。因为有几味祖传秘方配制的成药，如医白喉的冰硼散、医痔疮的梅花膏等等。大舅舅在重庆虽不是什么名医，药铺就因为有祖传秘药却算是有名气的。在三个姐妹中，母亲是大姐；在兄弟姐妹中，她只比大舅舅小。她从小在帮助家人翻晒药材时就知药识药了，在大舅舅药铺看大舅舅给人看脉，更略知看舌苔、看眼睑怎么样找病根。只可惜不识字，不会号脉、不会开药方。但在外祖家中，这位大小姐却是以聪明、能干、好强出名。母亲嫁到我们胡家后，从城里到了乡下。她每次回娘家都要背些药材来，谁患病吃药，她常为人加点配点，亲戚中，附近农民中，听说谁有病，她总要给人家送点。慢慢的，胡家亲戚、周围几个乡的农民，都知道胡家有个二太太，虽说不会看病，但能医病。来请医病的人多了，来讨药的人多了，她从娘家背回那点药就不够用了。她便把附近几户农家的放牛娃找来认药，要他们放牛时顺便挖草药。她自己也常带着大壮、胡健在附近山坡采药。这样，我们院里的小石坝便常常成了什么川贝、半夏、甘草、夏枯花等等的晒药场了。
我上学后，人家来求医，我就成了她开药方的代笔人。她识字很少，但好多名中医的药方，虽然各有各的草体，我认得很少，她却认得很多。有时她也认不得，猜不出。她便把药摆开，对照药方，因为药她都认识，一下就把她还不认识的药方上的字认出了。要我开药方对我比考试还难，不仅很多药名写出来我认不得，要我写就更难了。她为了我写的别字多，专门到乡镇药铺去跟抓药的营业员说：“我开出的药方，你们不要计较别字，注意读音你不就能猜出是什么药了吗。”有很多药名的字都是她这个不识字的人教我的。有的是她拿了大夫的医方来教会我的，有的是我写出好多同音字，她认可后我记住的，有的是她说那个字像什么样子，我左写右写，她说像样了我才会写的。有味药叫鲜石斛（音胡），这个斛字我好长时候都认不得，写不出。我老不会写，把我这个聪明的母亲都想不出办法来教我了。最后还是到大舅舅药铺的时候，她指给我看，柜台上用水仙花盘养的就是鲜石斛，由大舅舅写给我看才学会了。还有味药叫川芎（音兄），要不是拿了大夫的药方指给我看，我怎么都不会认，怎么也写不出的。
有亲戚对我说：“你母亲是个心头有把火的人，谁家有什么事，哪回不是随请随到。要听说谁家有了病人，她还常常风风火火地不请自到哩！好人必有好报，这都是在为你们当儿女的积德啊！”胡家是个大家族，有人称赞她热心肠，非常欢迎她。也有人看不起她，还有的认为她多管闲事，说她是穷得到处去混饭吃。有个亲戚家中有人患病好久了还未好，我母亲就找上门去了。那家的女主人对她说：“这回你就别张罗医药什么的了。我刚在快上慈船庙里敬了香，许了愿。”我母亲也是信佛的，每个月还有一天吃素。但谁病了她总要叫人吃药，并且一定要吃她开的药。对这位亲戚的话，她一听就给她挡了回去：“烧香敬神能消灾，但药可不能不吃呀，神药两解嘛，哪能光敬菩萨不吃药？！”她的脾气是，不管你听不听她劝，她一到就忙着熬药，并且一定要守着你把药喝下去。有病她坚决主张吃药，没有病她去了也要人喝药防病。夏天要你吃消暑药，有客人办酒席要你吃消食药。许多人家的小孩都怕她去作客，因为她一去就逃不了要喝药。有钱人家要吃补药，她总是毫不让步大吵大闹同人家争辩，硬说吃不得。争不过，特别是长一辈的人，她也只好算了，有时甚至生气走了。但走时总不放心，还悄悄对他家里人讲：“你们要注意看着呀，不行就要停啊；要有什么事赶快来叫我。”
胡家老房子门前的大路，是个四通八达的三岔路口。胡家的老规矩，每年夏天都要在路口黄桷树下，烧一大缸老鹰茶（一种乡下最便宜的茶叶），免费供来往行人自取，叫做“施茶”。我们家在老房子住的时候，她一定要在这缸茶中，加点什么荆芥、薄荷、鲜荷叶。她说在大太阳下行走的人，哪有不中暑的，加点这些草药，好清暑解渴。
我有个隔房小叔叔，长期做外交工作。有次在他任驻英大使期间，回乡探亲，这位几十年都飞来飞去的人，自然是我们家的贵客。但一到屋，不问三七二十一，要他先喝一碗药。我小叔叔忙说：“二嫂也，我没有病啊！”她却把早就熬好了的药都端在手上了，她赶忙接嘴说：“我早就听说了，你们那个什么伧敦城，就跟我们雾重庆一样哩！雾大湿气大，先喝下你二嫂这碗去湿药！”小老弟只好闷口喝下了。喝完药，才端上家乡的醪糟荷包蛋。小老弟不敢说药苦，赶忙说：“多年不吃醪糟了，好香，好甜！”
我们家原来也是地主，但我祖父和父亲，书读得不好，都没啥本事，没做什么工作，坐吃山空，在我祖父手里便把田卖光了。所以，我们在家乡，没地没房。总是住在有空房的亲戚家里。但是人穷格式在，所以还是尊称她太太、老太婆，我们也被叫做少爷。我们家一般只在房边有块小地，由我母亲和姐姐种点小菜。但我们家常常有新鲜菜吃。这都是附近农民知道这情况，新的糯玉米熟了，第一批空心菜开采了，碗豆尖长成了，第一个笳子可摘了……附近农民总爱给我们家送点。即使是专门种菜卖钱的农家，母亲要给钱他们也总是不收的。他们会说：“你包医包药，跑前跑后把我的病治好了，我能下地了，请你尝点新，也是表点心意，要付钱就见外了，那我们家以后也不好意思吃你的药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又搬进城住了，我们家在南纪门，新修的马路直通较场口，从南岸我们老家一带过长江进城的人，都要经过我家门口。一直到母亲从北京回去，母亲总在门前人行道上放一条板凳，乡下进城挑粪的、卖菜的、收泔水回乡喂猪的……常有人在此落脚坐坐，让他们喝口水，有时也被强迫喝碗药，也有人顺便为她带点什么草药，卖菜的还有人丢下一把菜就走的。这是他们多年来同“药王菩萨”交往的自然联系，有的甚至已传给下一辈人了，他们要对别人说起我母亲，总喜欢夸大地说，我这条命是“药王菩萨”救过来的哩。有的说，我们一家人不知喝过“药王菩萨”多少碗药啊！母亲病中住医院期间，去探视的人之多，对医院，特别是掌握探视的门房，曾经有过一个小小的轰动：要去探视的人总向他们求情说好话，没有探视牌了还一再要求进去。门房也奇怪起来，反而向探视者打听：为什么一个没有工作单位、没有名望的家庭老太婆，会有这么多人来探视？这些人不进去看看总劝说不走，他们却几乎都有讲不完的非要进去看望的故事作为理由。那些不讲医院规矩硬要进去看的人中，除我们的亲亲戚戚外，也有她的这些老往来啊。他们求情的故事中，都硬要强调她是我的救命恩人啦，不让我进去看看怎么行？有的还说，我打包票，只看一眼就出来，这还不行吗？！反正乡下人，不讲医院规矩，只讲他（或她）的人情。守门的人说，真把他们没办法。
能 干 人
我母亲懂药会医很有名气外，还是个绣花能手，名声也不小。亲戚中谁家要娶媳妇嫁女，谁家媳妇要坐月子生小孩，都常常来接她去住些时候，为他们做绣花被面、绣花枕头、绣花门帘窗帘、绣花帽、绣花鞋……为新生的小宝宝做披风、做帽、做鞋、做胸前的兜兜……谁都以有我母亲的手工活为荣。她做的蝴蝶、蜻蜒、青蛙……不仅色彩斑烂，最令人叫绝的是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她绣的花，无论是大朵牡丹或是小朵梅花，花瓣都色彩艳美，水灵灵鲜活如滴。特别受人称赞，特别引人要请她去做的，是因为出自她手的活，不管是被面、是枕头、是门帘、是窗帘，不管是帽、是鞋，是虫、是花，哪怕小孩一个兜兜，总是独一的，没有同样的。我儿子友平要上学了，要带个喝水的杯子，母亲就为他做了个装杯子的布袋子，就这么个小玩意她也为他绣了一朵花。她绣什么都爱独出心裁，从选料到形态到色彩，都总要有点变化，都力求创新。人类文明中最可宝贵的就是突破性的美好想像，她在无意中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我哥哥后来在艺术学校毕业了，在学校教美术，在乡下就算个小小画家了，但母亲要设计任何花样都从不请哥哥帮忙。她认为哥哥学的洋画，不懂她绣花的这种画。而她自己并不是画家，不会创作，她看到人家有漂亮的花样，都要收集来托下保存。她常常叫我帮她托画，她认为我学过写字，比她画得好。但我发现，我每次帮她托完画样后，她都要改动后才收藏起来。或者改变叶形，或者改变花形，有时甚至把几张画样，各取她满意的部分，重新组合成一张新的花样了。即使是走在街上，或去亲戚家赴宴，看到有什么新的样式，新的色彩，她都十分注意，她都要琢磨人家是怎么做成那样的。我祖母还说过我母亲怕碰到大脚妇女的笑话。说她走亲戚家，看女客就像看新媳妇一样，总要从头看到脚。早些年缠脚风气还占上风，放脚的常常被人嗤笑。所以大脚女人就怕人家看脚嘛。她们的心想的是：脚呀脚，你哪里不吃些筵席酒，你哪里不靠些板凳脚！所以母亲看不见她们穿的是什么鞋。但只要她看到有印象的，回到家里还常常要我把她记得的样式比划着要我为她画下来，我苯手苯脚的，很难达到她的要求。就像开药方我常写错字一样，她从来没有说过我，埋怨过我，总不让我为难，还安慰我说：“不要紧，大概齐就差不多了，我绣的时候自己会改的。”可见她花样虽说存得多，但花样并不能捆住她绣花的手。
我们家有各种绣花的工具。大大小小拿在手上绣的竹绷圈，还有特别请木工用硬木做的绣花大绷子。大绷子是绣大件绣品用的，绣时要把它架在两个茶几上，两旁的茶几上边都放着针线簸箩，各种颜色的丝线，由浅到深地一束一束整齐地排列备用。要用什么颜色的线，她总把丝线拿到正在绣的花样前，比了又比，看了又看，一直要把颜色搭配满意了才穿针开绣。有时，还要把细细的丝线破成几股才用。难怪人们形容谁工作细致，爱说就像绣花一样，这可真是细活，艺术活。
她绣花好，做帽做鞋样式多，有人便劝她拿到重庆最热闹的都邮街的大铺子去卖。这话她真听进去了，她抽空做了十来件。心想，管他的，拿去试试。人家不要，我就拿回来等哪家亲戚有喜事时送人嘛。没想到，店铺掌柜的一件一件翻看后，马上答应代卖。更没想到的是，才过两天，铺子里还派人来催货。说是才两天就全销出去了，还建议价格应定高点，说你这手艺比你用的料子更值钱啊。以后，她一有空就为这铺子做，十天半月总能做出一批，虽说数量满足不了人家的要求，这铺子却卖出甜头来了。人家也会做生意，在柜台的玻璃钢盒子里放个小牌牌，写了个“胡家绣品”。这以后，我祖母、我姐姐也加进来做毛坯，母亲光想样式，光做剌绣。有段时间，这还成了我们家主要的收入来源。
大壮和胡健都同母亲生活过好几年，长大后又不时回去看婆婆，他们和婆婆都有很深的感情。他们都认为婆婆是他们最亲的人，最爱他们的人。硬叫喝药这本是苦事，可大壮回忆起来也甜。他说要不是小时候喝婆婆的药多，我怎么能够有这样健康的身体。至于真正甜的事，那就数也数不完了。大壮至今还记得婆婆带他在山坡采草药时，他曾找到过一窝十分漂亮的蛇蛋；婆婆带他进城照像时怎样被灯光吓得大哭，怎样亲热地贴在婆婆肩上照像；婆婆怎样买好吃的东西给他吃，有的现在都还不知道叫什么；他印象最深的是他穿的衣服是婆婆做的，他穿的单鞋、棉鞋都是婆婆做的，因为有婆婆，他从来没有打过光脚板，他好像至今还看到婆婆做的成串的各种鞋子挂在眼前。他们两人都看到在困难时期没有布票，婆婆却托人买了许多服装厂的碎布料，拚起来为大人做坐垫、做沙发垫、做枕头套，为亲朋好友的小孩做小提包、小兜兜。特别是听说大壮爱人正兰怀孕了，这可是她心里的大事了，胡家要第一次多一代人，所以曾孙胡波出世以前她就做好了百衲衣、百衲祆。胡健在乡下劳动，她担心会读不了多少书了，她就教胡健要学会自己用针用线，要学会自己做饭炒菜，将来好自食其力。婆婆也有些不顺心的事，胡健在被窝里就劝她要放宽心，孙女的话最能说到她心里。胡健在乡下插队，生活那样艰苦，还设法养个猪，卖了为婆婆买点土特产或者水果找人带去。有件事胡健至今想起还流泪，她曾跟婆婆说过等工作后第一个月工资，要给婆婆寄去。可她拿到第一次工资时，已是婆婆去世的周年祭日了。正兰生胡波了，胡健给嫂嫂送去祖祖给曾孙做的小衣服，同时从乡下送回两只老母鸡，但大壮、正兰都舍不得全吃，还留下一只托人给婆婆送去了。可以说她老人家对我们都不曾有过的昵爱，却全都拥抱在孙辈身上了，所以祖孙两代的感情那么深厚，那么亲密。
文化大革命时母亲已回重庆去了，我儿子友平，因我们住牛棚挨斗，在学校、在院子里常被别的小孩当狗嵬子欺负。只好在家拿黑色粗棉线在一块塑料窗纱料上，绣毛主席像。这件粗粗的绣品寄回重庆后，母亲却当成宝贝挂在重庆家里的墙上，这不只是那屋里唯一的装饰品，而且每个客人来她都要用绣花人的心得意地向人夸耀：“我那个不到十岁的孙娃儿，能耐心数那么多针脚绣出来的呢，真有灵性！”这真像我们小时候，她逢人总爱夸我们爱读书一样。她认为这都是她的骄傲，这是她在再发财的亲戚面前都不矮人一等的得意之处。
母亲在炊事上，在胡氏家族中，在我们乡里，也小有名气。本来，一般有钱人家的家庭妇女，常常都有点灶上功夫。但我们家经济条件不好，她又反对什么黄芪煨鸡、虫草炖鸭之类的补性药膳，本来没有多少施展才干的机会。但她做什么事都不喜欢老一套，总想搞点新花样，因此，她有几样菜做得特别好，可说是誉满全乡。炒菜中，无论是炒猪肝、炒腰花，炒肉片，她都能炒得特别嫩，配菜选得好，切工好，日常菜能做得叫人说特别好吃，这可真是个硬功夫，这也真显出川菜平民化、大众化能化平凡为美味的特色；她蒸的肉末蛋，肉末的稀稠和味道调得好，蒸蛋的老嫩火候掌握得合适，更妙的是她蒸蛋时还要放些做米花糖的炒米花，使这碗蛋别有风味；她特别有名的是尖刀丸子汤，不仅肉末调配的名堂多、花样多，特别是她总要放一点姜末，放一些孛荠末，没有孛荠时也要切点梨或苹果；丸子的形态上也特别，她不用手把丸子捏成园形，而是用刀尖把调好的肉末直接刮到锅中汤里，丸子成纺锤形，再加点碗豆尖，汤还清而不混，吃起来又嫩又脆又鲜又可口，都说这是她的绝活。亲戚家要是只摆两三席的小家宴，就常常请我母亲去住几天帮忙主厨。
我哥哥教书后，有一批党的外围组织的朋友，常常借口来吃伯母的尖刀丸子到乡下来开会。这些平时吃公共食堂的青年男女，对母亲摆出的一大桌菜每次都总是赞不绝口的。
川菜一绝当中包括了咸菜，全国著名的四大菜系中，只有川菜的筵席上有咸菜的地位，像做扣肉的水盐菜，像誉满全川的酸菜鱼，，像肉末炒泡江豆，像当冷盘直接上桌的泡菜……四川是家家户户都有咸菜。我母亲也可算是能手，但当人家称赞她时，她总是说不敢当！这她不是客气。她常常在我们面前称赞卢州有钱人家的姑娘。出嫁时赔嫁的咸菜都是几十坛，一直要吃到她死时办丧事的酒席上还有她赔嫁的咸菜。但在我们心中，她做咸菜也是很有特点的。一般人家做水豆豉都用黄豆，做吹（干）豆豉用黑豆，母亲还用豌豆做水豆豉，硬是另有一种风味；她做的豆腐乳，包的叶子选得特别好，用的香料不只是花椒，还加上八角、茴香等放在中间，总要密封一定时间才吃；说到家家都有的泡菜，我们家却是人家很少泡的菜都拿来泡。她真是什么都不愿照老皇历办，连做个咸菜也要求新。我那长期做外交工作的小叔叔回乡探亲，我母亲问他：“你在国外住洋房、吃洋食，日子过得安逸么？”我叔叔回答她：“二嫂啊，长期在外国，看不见家乡人，吃不上家乡菜，生活上可是受洋罪哩！”母亲就专门托他们外交官给他带过豆腐乳、豌豆水豆豉和节节菜（家庭精制榨菜）等。
我母亲来北京同我们住的那几年，正是闹大跃进后最困难那段时间。她独出心裁做过几件至今全家还常摆谈的事。
有件令人惊叹的事，是有一次一位亲戚因为我们家住在市中心，相约在我们家里相亲。困难时期嘛，大家都自觉不在别人家里吃饭。我们也没有要求母亲准备饭。但母亲知道这事后，客人来那天，她一个人摆出一大桌菜要留人家吃午饭。原来她头天就到街上买了点当时能买到的东西，那时是很难买到什么的呀，又加上她平时储存的可以做菜的干货，摆出了一桌酒席。事后我说她本来可以不必这样的，她却大声地给我顶了回来：“哪有相亲都不请人家吃顿饭的，你这算什么亲戚！”
有一天，她不知在什么地方碰到了卖石磨的，竟买回来一个小磨子。小得像个小雕刻品，不用磨担，一个人一只手转磨，一只手添料，操作倒也方便。最先我们都觉得买个这玩意儿有啥用呢？但她已经买了，小孩子进商店还要买个玩具什么的，只当是老人家喜欢，也算她买的一个玩意儿吧。她可当成是为家里添了一个重要的工具。你们不是说没有用嘛，当时我们的级别叫糖豆干部，每月配发得有白糖和黄豆，她不但磨出了豆浆，还做出了那时在北京从未吃到过的四川豆花，让全家都又惊又喜。她用水泡的糯米磨成浆滤干，成了四川的汤元面，做出汤元，吃起来细软滑润，再不像过去北京元宵那样又粗又硬了。她还把黄豆炒熟后磨成细粉，加糖混合，作为不包心的醪糟小汤元的拌料，在四川叫麻柳焦汤元，吃起来又香又新鲜。没到过四川的小孩吃到婆婆这些川味小吃，自然特别感兴趣，特别高兴。
困难时期，最大的困难是吃不饱。大人还好办，母亲特别疼爱两个孙娃。看到他们那个馋像，她怎能忍心啊，全家的点心票，她总是偷偷买了只给他们吃。她有一次在附近华侨大厦的餐馆后院，发现他们杀了鸡后，把鸡肠子等内脏丢在垃圾桶里。她问人家还要不要，得知人家不要了，她真高兴坏了。她每天去拣回来，用筷子把肠子翻过来泡在盐水中洗干净后，像做卤肉一样，放上各种卤菜用的香料，煮得满楼飘香（当时我们是办公楼当宿舍，在走廊上做饭），让两个孙娃得到了意外的美食。
为了两个小孙孙，母亲真是想尽了心思。吃鸡蛋难，她就去大的菜场挑选了两只下蛋的母鸡，设法养在洋台上。没多久，还真下蛋了，全家都高兴。但机关为了卫生，为了割掉资本主义尾巴，不准养鸡养鸭。我生硬地一定要她杀掉，她坚决不干。第二天下班回来后，她有意生气地骂给我们听，说有人偷了我们家的鸡。过不了几天，饭桌上又有鸡蛋吃了。两个小家伙知道婆婆的秘密，原来是寄养在大院里一个住平房的人家了。这也是母亲的一个特长，她走到哪里都很快就有朋友了。来到北京，人生地不熟，她和宿舍区里的人却有好多家都熟了。她最要好的一个朋友，竟是语言最难相通的说江浙语系的老太太，原来她最相信母亲的医道。鸡就是养在她们家里。
机关大门前的人行道上，留了一小块土地，可能原来是规划种花的。但新房盖好后没有人管，长满了杂草。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写信到重庆要了些冬苋菜籽，自己用火铲（代替锄头）把草除了，撒了冬苋菜籽，竟让我们吃到了多少年想吃而在北京吃不到的冬苋菜。而这更是她的异想天开，她把我们四川冬天才长的菜，硬在入冬前种出吃上了。人家老了，特别是老太婆，就不爱动了。她却总是好动，游北海公园已游完一圈，她还不休息就硬要爬上山看白塔。真不愧是山在城里、城在山上、出门就爬坡的重庆人。上面所说的事，更是她不仅是脑子好动，身子也好动的天性。是的，她不是一辈子坐靠人家吃闲饭的。她总是自己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一辈子都是她自己作主硬干出来的。同一大楼的人，竟没有嫌这老太婆不安份多事的，还夸奖说这老太太真能干！
坚 强 的 脾 气
在娘家时，母亲就是说得起话的。大舅舅虽是老大，但对人特别温和，脾气真好，对这个个性强的大妹子，更是从来就让三分的。药铺的药，她要拿什么总是随她的意的。祖传秘方勾兑的药，即使快卖完了，还没到再兑做的时候，她说乡下某家有病人需要，要拿两盒就拿两盒，大舅舅从不说二话。三舅舅信神信佛，迷恋天国，又不会干什么事，在家里最说不起话，自然不在大姐话下。两个妹妹，从小就和大姐穿一条裤子，是家中女党。各自出嫁后，来往最亲密，什么都一鼻孔出气。只有二舅舅，为人精明，生意做得大，做得好，最富有，气最粗。他表面上也尊敬大姐，其实，母亲在他面前好像要不矮三分他也是不依的。
母亲嫁到胡家后，生有一女二男，父亲前妻还留下一个弱智女儿。我父亲在我才两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去世没几年，祖父也去世了。祖母在胡家也曾是能人，烧菜绣花有名之外，还会一种拿专用的麻刀绩麻，有专门可转动的铁陀搓捻麻线，很多人会扎鞋底不会搓捻麻线；会做鞋不会绱鞋。但我祖母会搓会绱，并且都做得很好。特别是为人厚道、公正，威望高，谁家要有了什么家庭纠纷，胡族亲戚间要有了什么解不开的疙瘩，总希望把我祖母接去住几天，帮忙把不和的气氛平静下去。我们家里的事，她一切听任母亲去干，即使有不满意的地方，也不声张，对母亲的急脾气，她能忍让，从不直接争吵。母亲对我们严厉，就像一般家中的父亲；祖母对我们特别慈爱，什么都将就我们，我们爱吃什么，她总要想法满足。生病不准吃什么，祖母常常出面讲情，甚至偷偷给一点。祖父卖田时，在城里买了一个院子，叫花朝门。由一个小院、一个大院组成。母亲一个寡母，就靠了这点家产，养活我们一家六口。为经营这个家，她能干就是能想出好多办法来对付。在城里住时，从来只住前门的小院，把第二道门内的大院出租，这可以多收点租金。后来搬到乡下去住，也是为了乡下房租少，把城里房子租出，可多有点钱养家。她有个主意，一定要让我们俩兄弟上学读书，决不能让我们走祖父和父亲的老路。因为只有这么点收入，便只好牺牲两个姐姐，她们就都没有读书。这也是她重男轻女的思想必然要这样处理的。
不管怎么说，同时要供两个孩子读书，这也太困难呀。我记得最先我进城上学，是改名换姓，假冒我外祖父家的人，以便进江西会馆在重庆办的学校，这可免交学费、伙食费和住宿费。我记得哥哥比我大六岁，他读毕业班，我发蒙读一年级。我那么小就离家去读住宿，主要是有哥哥带我。除上课进教室外，现在的记忆中好像只是什么都跟在哥哥屁股后面。他毕业走了，我只好回到我们南岸马家店小学读书，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亲戚家。后来借住有困难了，母亲和二姨妈商量，进城到了朝天门重庆市立第二小学读住宿，星期天回二姨妈家。
我在市二小读完第六年级上学期时，正逄秋季招生。我的级任老师说我成绩好，可以用同等学力去报考初中。那时候，老师的话可管用了。我给母亲一说，她非常高兴就答应了。但她和二姨妈一商量，说一学期要缴三十多块大洋的学杂费，每半年就要一次拿出这么多钱，那是我们两家合起来都拿不出的呀。她们决定由我母亲去找二舅舅商量，说他无子女，又有钱，这娃娃读书成绩好，要他答应每学期由他出学杂费。谁知进门一谈，铜锅碰到铁涮把，俩姐弟吵起来了。二舅舅说：“再读半年小学毕业就够了。毕业后到我药材行当学徒，我找这么多钱是靠读书读出来的吗？”母亲拿出我老师的话质问二舅舅：“这娃娃是个读书的料为什么不让他读书？你这么有钱都不愿拿点出来让孩子读书，你要作什么用吗？”吵来吵去没有结果，我母亲自己找台阶退后一步说：“别吵了，先拿五角钱让娃娃去报名再说。他要考不起我还没有脸来跟你吵哩！”我二舅舅也犟：“我说了读什么屁初中有什么用？你还要他报什么名吗？！”我母亲更气了：“好！不吵就不吵，我们走！她拉起我手就往外走。二舅姆忙追出来大叫：“大姐，都快吃饭了，吃了饭再走吧！”母亲头也不回，拉着我直往外走。走出门后，气呼呼对我说：“我跟你二舅舅吵了这半天她都一句话也不说，现在倒出来叫我吃饭了，谁希罕吃你这顿饭？！”可见母亲真生气了。
我们回到二姨妈家时，母亲气还未消。二姨妈从来就是站在母亲一边的，也气起来，晚饭后还把住得不远的幺姨妈也请了过来，三姐妹又共同把二舅舅数说了一通。二姨妈边吵边拿钥匙开柜子，数出五角钱给我：“这报名费我出了！”幺姨妈也从身上摸出五角钱：“两路口都出城了，那么远，考试时你怎么走得去吗？这钱你看看可不可以坐段车啥？”她们三姐妹真亲热得像一个人一样，我家有好多困难事都是她们三人商量解决的，尤其是缺钱的事，她们俩总是谁有谁借，或者俩人合起来借。我至今一想到我母亲，就自然生动形象地闪过两位姨母的音容笑貌。
我报考的是当时重庆唯一的公立中学巴县县立初级中学，记得有650多人报名，取50名。我运气真好，考上了。尽管学费还不知在哪里哪？我还是特别高兴，看完榜后，心想，管他能不能进来？我自己先在校园看看再说。我读的市立第二小学是一座破庙――三元庙，校内唯一的空地就是一个篮球场。宿舍在大殿，双层铺我睡上铺，翻过来翻过去都是睁眼就看见菩萨。这里，校园内有马路，有一个好大的足球场，还有个游泳池，篮球场、网球场都各有好多个，有花、有树，简直像个大花园。我回到二姨妈家一说，全家都为我高兴。母亲进城后，又去二舅舅家要他供我上学，虽说还没有答应，但两姐弟这回没有再吵。开学了，母亲向我一个叔叔家先借了36块大洋去报了到。母亲说：“管你二舅舅答应不答应，上了学再说。”这就是我母亲坚强的脾气，这可看出她的不屈的性格。一个没有家底的寡母，在供孩子上学的事情上，能这么坚决，这么不顾可能遇到的困难，我什么时候想到这事都对她老人家肃然起敬。后来一直到读高中，有好几次上学缴学费的困难，还是二舅舅帮助解决的。看来，再犟的老弟究竟犟不过这坚强的大姐。
要说供孩子读书的事，对我哥哥进艺术专门学校，也可看出她老人家对孩子的信任和她自己的硬气。胡家好多人都劝母亲，艺术学校虽是师范，不要学费。可画画那事，要纸、要笔、要颜料，那都是费钱的哩！但母亲说，娃娃自己喜欢，他又都考取了，要上就上吧。哥哥进艺术学校后，果然费用很大。有一次，学校有个老师要出国，知道我们家困难，当时学油画要买颜料，国产的还不好，进口的很贵。这个老师准备把他的油画颜料贱价让给哥哥，但也要五个大洋啊！母亲一时拿不出，她就把她结婚赔嫁的一对耳环拿到当铺去当了。我们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对耳环可是重庆一家有名的银楼做的，母亲嫁到胡家时，这耳环的做工和式样，曾受到好多宾客的称赞。为了让哥哥不要错过了买这些颜料，她竟毫不吝啬地把它拿去当了。这就是我那个没有文化的母亲对文化真切无限的尊重！
后来，都邮街代卖我母亲绣品的大百货商店被日本飞机炸毁了。接着，我家那花朝门院子也被炸得稀巴烂。这对我们家来说，经济上的压力是多大啊！但母亲没有被压垮，我暑假回去后，她曾气愤地对我说：“日本鬼子这么不长眼睛，害得我孤儿寡母都活不下去了，你别看我气得快发疯，我一滴眼泪都没流过。你个小日本，鬼子心，你炸！你炸！你只要炸不死我，我还要保住我的花朝门，这是你们胡家留下的祖业啊！”是的，她老人家这守业保家的思想一直是很刚烈的。她在我们胡家，人缘特别好，好多人都觉得奇怪，她自己是个急性子，炮筒子，但胡家亲戚中，竟有好几户有名的脾气大的人家，都和她亲热得很。都说：“你别看她火炮脾气，为喝药都可以和你大吵大嚷，她心中就没有她恨的人。”其实，这话也是夸大了。我们胡家有个远房叔叔，乡下的院子大，手上的钱也多。我母亲困难的时候，曾经想向他借点钱。他倒马上就满口应承，但要我母亲订个契约，用花朝门作抵押，如果到期还不出钱，一家人，好说话，就把花朝门作价给他算了。母亲这个火炮性子，简直气得脸色都变了，但当场却没有放炮，只是借故转身就走了。要她的花朝门这事，深深地伤了她的心，她想，三棒两棒打不掉个胡字，既是一家人怎么竟把算盘打到我寡母身上来了。从此，她忘不了他家的门坎高，她再没有跨进去过。此刻，日本鬼子把花朝门炸烂了，她心中的愤怒真是没法可比了。我们学校因敌机轰炸都疏散下乡了，她却还往城里跑。她竟自己当起工程师来，院子炸烂就不要院子了，指挥泥木工用炸烂后还可拚接的木料搭成几间面向马路的铺面来了。真难为她了。她保存祖业心切，就不想想敌人还会继续轰炸的呀。但她也真能干，她要想做的事，凭了她那股刚气，就这样硬做成了。这也勉强支撑了家里一段时间的开销。
我父亲前妻留下的女儿，一身是病，眼病特别厉害。我们祖母、我们母亲，都是针线活能手，可怜我这个大姐什么都不会做。她这眼病，大舅舅拿出浑身解数，翻遍他所有的医书，我母亲自己熬的药那就更不计其数了，都没法医好。我小时候曾遐想，大舅舅药铺要有个医眼病的祖传秘方该多好。中医传说的著名医眼单方是羊肝蒸萝卜籽吃，可重庆一般都吃猪肉、牛肉，母亲每天要跑到大阳沟那个大菜场才能买到羊肝，但吃了数不清的日子，仍旧无效。祖母和母亲每月吃一天素，也是为大姐这眼睛向菩萨许的愿。我母亲相信神药两解，药是差不多走绝了，但她还是信心十足，督促吃药；可她也寄希望于神，继续每月吃一天素。她到北京来后，谁都只用阳历，怎么也不容易记得阴历吃素那一天。想起来了，已过了，有时是过了几天了才想起，但只要一想起，她就要菩萨原谅，变通办法补吃一天素。几经我们向她解说，后来她才放弃了坚持多年的吃素。
母亲来北京后，虽说是困难时期，但看到我们有旱涝保收的工资，她总是和过去的穷日子比，有点心满意足的样子。问她来北京后觉得怎么样？她总是笑哈哈地说：“有朝一日时运转，朝朝暮暮都过年，这还有什么说的呢，我是睡着了都笑醒了啊！”但我一想，这不对呀，她有时候显得有点什么心思的样子，我们有什么让她不满意的地方吧？后来从小孩嘴里才知道她有个很大的包袱：她睡的是公家分配给我的铁床，按乡下迷信的说法，人死了是要自己背着床下葬的，她耽心这铁床她怎么背得动呀！后来我们对她说那是迷信，不可信，同时给她换了张木床，她高兴了。当然，文化思想、生活习惯上，同我们之间有代沟的矛盾；医药卫生上，我们什么都讲医院，带小孩的褓姆对家务事什么都按她来以前的习惯，自己作主，她觉得家里什么都没有听她的，她好像一个多余的人一样。特别是亲亲戚戚少，我们又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家里有个较好的收音机，可她觉得一打开不是哭就是笑，和它打不拢堆。浓厚的思乡情结，很难找到可排遣的东西。住了几年后，她还是常常说要回重庆同姐姐他们同住。幸好她在文化大革命前回去了，没有看到我们挨批挨斗。 她在重庆，有亲戚挨斗无处可去时，她倒收留躲在她那破屋里。有人被隔离不准回家，不让他们家的人去看，她就去看，去送点什么东西。其实，她回去住的地方，很难称为房子。花朝门已被炸没了，她住的就是她自己请泥木工搭的铺面，只能勉强算个木棚捆绑房子。房子虽不像个样子，但她心里舒坦，她这个寡母守住了胡家的祖业。人们知道她回去了，客人真可说是川流不息。这她当然高兴，走了几年还没被人忘掉。但最使她欢喜的是她那破屋里拿旧布盖着一付珍贵木材的棺材板子。这本来是我一个婶婶跟随叔父去西康工作时购置的。叔父是高级民主人士，为响应党的号召，已公开表态他家的人死后火葬。婶婶是我母亲最好的朋友，她这棺材板用不着了，母亲一回去，她就表示用半卖半送的形式给了我母亲。母亲满心欢喜地同这珍贵的棺材板子在一个屋子里住了好几年。后来居委会也动员火葬，她也想通了，也公开表示不怕死后烧着痛了，愿意火葬。她把这珍贵的木料卖了来修整她这需要不断修整的破屋。再过后，街道要办工厂没地方，她心想反正我们每月都给她寄生活费，就拿出自己这几间破屋参加办厂了。母亲的一生，在对供孩子上学，对不要在她手里出脱祖业，对在医病的主张上，那么坚强，那么硬的性子。现在在对她吃素问题上，在对她死后的后事上，在办街道工厂上，又这么容易就转过弯来了。这可能也是时代不同了，她在处理这两方面的问题上，真可说是和从前相差十万八千里了啊！
【附】中国工人出版社岳建一悼词
惊悉胡老病逝，深痛难言！胡老走了，这位我社史上最为正直磊落、最具精神人格、最是开明豁达、最有担当襟怀、最受爱戴者——恢复建制初始，即是社长，曾与何老一起，怀高识远、精勤图强，革新鼎故，有容乃大，力攀出版高地，直至生气远出，百象俱呈，成其不能撕去的一页。时与年驰，愈加感念胡老的文化爱愿，情操秉持，世弊洞见，生命经验；感念胡老历尽时运无常，世事迁移，依然恪守金子般的信念，依然爱其所爱，悯其所悯，痛其所痛，依然尽心灵所及的宽广、深邃和高度，直至九十多岁高龄，尽管价值体系日益崩毁，社会人格日见变易，依然勤于求索，勤于交流，勤于著文垂辞，以勘探真相，以逼近真知，以将神圣旨归根植精神血肉，苍苍可鉴。胡老走了，曾与何老一起，遗下的中国工人出版社之魂尚在，遗下的高贵灵魂的伟岸尚在，足以垂范我们余生。
胡老走好，长道一路珍重。
胡老，亲爱的老社长，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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